三是取缔规礼。雍正即位前和即位之初，地方官必须按规定向上司馈送礼金，问题极其严重。雍正元年(1723年)，山东巡抚黄炳报告他所主管的衙门，以前每年收规礼银达11万两，规礼不除，吏治难清。雍正元年发出上谕，禁止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督抚也不得以此向州县摊派。对于贪恋规礼的官员，一经发觉，就严加处理。巡察御史博济、山东巡抚黄炳及博尔多、余甸等都受到严厉处置。同时，雍正还加强对中央官员的约束，清理和取缔“部费”(相当于回扣)。取缔规礼成为一场严厉的反贪斗争。
四是发银养廉。清朝实行低俸禄制度，雍正即位初时国家岁入约为四千万两，而王公百官的俸禄不及一百万两。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年俸只有一百八十两，至于县令以下官员那就更少了，仅仅四十两、三十两左右，不但无法开支请办公人员等费用，连自身生计也难以维持。于是雍正下诏从耗羡中取出一部分设立“养廉银”，让官吏们生活上过得去，不去作非分之想。从总督到州县官，根据官职不同和办事需要，养廉银从上万两到一千两不等；对于京官，除了正俸外，发放“恩俸”(实际上就是加薪)，使官员们得以脱离非法敛财(许多为生计所迫)的恶性循环，享受合法待遇。
五是信用干员。雍正用人有其严格标准，那就是“忠、公、能”三者兼备。“忠”，就是对大清王朝特别是对他个人忠诚无二；“公”，不仅自身廉明，而且能为朝廷、能为皇上着想；“能”，当然是才具，能办事。
在这种用人思想指导下，雍正有一批被他宠信的、能力很强的王公大臣，其中有“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的怡亲王允祥，有“居公虚心”的果亲王允礼，有出将入相被雍正誉为“公忠弼亮”的鄂尔泰，有“第一宣力”的汉大臣张延玉，有“模范督抚”田文镜，有“勇敢任事”的总督李卫。雍正对这些大臣推心置腹。放手任用，对他们的创举极力褒奖并加以推行；当他们受到弹劾、围攻时，他力保过关，全力支持；当发现他们有缺点时，则“惜之，教之”，宠信不衰。这些宠臣成为他推行新政、厉行治贪的得力臂膀。
但是，对于过分出格者，雍正就是另一种态度了。宠臣年羹尧被封为抚远大将军，加太保。他自恃位高权重、皇上宠信，逐渐骄横跋扈，贪赃纳贿，成为清代罕见的“贪赃大将军”。雍正断然处置，将年羹尧革职抄家，最后赐其自尽。正是这种恩威并重的驾驭手段，使雍正有一批战斗力很强的骨干力量。
康熙为政尚宽仁，特别是在晚期，宽仁实质上成为放纵，以致贪暴横行。而雍正即位后则认为，“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形势已不容许再宽仁了，主张严猛政治，“且猛做去”。康熙宽仁，得盛名；而雍正严猛，得骂名。但实际上却是，宽仁(放纵)则百弊生，严猛则吏治新。雍正深知，不仅依靠贪官反不了地方上的贪暴，即使是清官，也可能因为方方面面关系以及切身利害得失而放不开手脚。他的对策是，派出比较精明强干的钦差大臣，并抽调一批候补官员随同下省，查处一个，候任官员就补上一个。查处者不但无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得到实缺，何乐而不为?同时，成立会考府，整治部院腐败。雍正在严厉打击贪暴的同时，设立养廉银，超过正俸许多倍。这样，不但把大多数迫于生计的官吏解脱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公守法，尽职尽责，而且也使贪暴者更加孤立，更加不得人心，从而也更有利于治贪斗争的深入开展。
摘自：《文史春秋》2008年第3期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韩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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