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最后的国学

自王静安（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矣。 ——陈寅恪

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蒙文通

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3个月后，11月26日晚，冯友兰病逝在北京友谊医院。

钱、冯同生于1895年（钱，7月30日；冯，12月4日），均享年96岁。国学大师中得此遐龄的还有梁漱溟，比钱、冯二人长两岁，于1988年去世。

随着三位世纪学人的相继归于道山，生于19世纪的民国一代国学大师，已全部隐入历史。中国近代史上一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发扬光大的“国学”，由此衰颓不振。海内外知识界舆论一时哗然，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个儒家”，称钱穆为“最后的国学大师”。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

如果把催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称作“千年之大变局”中思想文化之变的揭幕人，那么，梁、钱、冯三位，则可以被视作这变局的落幕人。

梁、冯二人后半生虽历经坎坷，但毕竟晚年得享天伦，有家人侍养送终。相比之下，钱穆临终前的情形只可用“凄惨”二字形容。

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对于以慎终追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

1949年春，解放军攻下徐州。钱穆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教。不久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年秋，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为筹措经费，于1950年冬赴台北。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这样一种晚景凄凉的滋味，恐怕只有类似经历者才能体会尤深。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余写成《八十忆双亲》一书，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非可为外人道。余每念毕生苦学，勤读勒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然国事则始终在大变中，即余之家庭亦然。余侄最长者，已近望七之龄。余三子两女，最幼者已逾四十。然三十年来，如居异世，音讯难通。凡余《八十忆双亲》文中语，三十年前在大陆，亦无暇与彼辈言之。今所欲告者，亦惟彼辈而已。然彼辈何日能读此文，睹此文后，心中影响如何，今已无可悬揣。然余之一生，忆往则无人可语，思后则无事可准，仅常以此文中一切告美琦，而美琦对此文中一切人与地，无一面一履之缘。乱世人生，生命则限于个人，生活则限于夫妇，余非当前一实例乎。

胡美琦是钱穆的第三任妻子，江西南昌人，其父胡家凤曾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胡美琦先就读厦门大学，随家避难赴港，在新亚学院求学一年。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钱穆在台北惊声堂讲演时被屋顶落下的泥块击中头部，胡请假到医院陪护；钱转至台中休养后，胡下班之后就去照顾钱的饮食起居，遂产生“师生恋”，于1956年缔结连理。胡美琦小钱穆30多岁，对钱穆在大陆人生历程自然如同隔世。

《八十忆双亲》一书，成于钱穆80岁生日前夕，即1975年7月。

85岁之后，两岸关系偶有松动，但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

1949年的选择

与同时代人一样，钱穆一生都处于一场大变局中。变局中的人常常需要进行选择，作为以教书读书为立身之本的书生来说，其个人选择对时局的变换并无大的影响，更不可能具有操纵之能力。但往往就是这些个人选择，改变了之后的人生轨迹。不同的选择，命运迥异。1949年的钱穆就是这一写照。

1949年，对于所有有选择能力的人来说，都面临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中说道：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到了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分别于14日、18日、28日为新华社撰写了5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于那些“走到反面”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随后的《别了，司徒雷登》中也做了举例说明：

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钱穆在1949年的个人选择如下：

当他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即德生一人可例为证。”“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著，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乃俨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直吐胸臆，如见肺腑。”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

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兄弟二人与钱穆同谱不同支，钱穆通常称钱氏兄弟为叔，基博子钟书又称钱穆为叔。钱基博还是钱穆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时的同事。他对钱氏兄弟非常敬重，“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字）。”然而钱基厚虽然多次力劝，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

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

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

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

钱穆描述当时劝人离去的情形说，“如此之类，难以缕举。”由此感慨：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

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青少年时期的革命冲动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完全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粹读书人，似乎是一种奢望。但是，钱穆走过了一条从革命冲动到冷眼变局的曲折心路。

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进果育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时值1905年。

从钱穆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1905年至1911年这段时间内的思想转变，对钱穆的人生观和以后的治学思想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果育学校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一天，他拉着钱穆的小手问道：“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74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八十忆双亲》）

当时，在新式学校中的教师中受时代潮流的影响，类似钱伯圭这样的革命教师很多，钱穆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一度也有过革命的冲动。 但最后，他并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历史研究。在学术研究上，也走向了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化革命的时代潮流相反的道路。

1912年春，因“乡闾未靖，不忍又远离”，“亦无从筹学费”，钱穆遂在兄长的安排下，停止学业，到七八里外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职。开始长达80年的教读生涯。

由革命转向“招魂”

1913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但是不知何故没有结果。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这就是钱穆自学的开始。当时，他已经每月必看陈独秀主编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杂志，但是，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新思潮，他却决心重温旧书，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

究其原因，其弟子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的纪念文章中说，1910年，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提出“中国不亡论”。这在少年钱穆的心灵上激起巨大的震动。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由此转入历史的研究，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

深具怀疑精神的钱穆很快发现了史学界的问题所在：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刘师培还是胡适等，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史的模式在背后作衬托。解决中国问题，或者全盘否定然后全盘西化；或者认定西方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在中国早已有之，这才是中国的“魂”，不过湮没已久，必须重新发掘；或者干脆主张汉民族西来说。不过，梁启超、章炳麟、《国粹学报》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钱穆实有支配性的影响。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特别是面对史学界的“革新派”，他大胆地提出要运用传统考证学的精密考据手段，去发现中国历史的“真相”。

这种学术观的形成，其实隐含着钱穆人生观的定型。其在故纸堆中徜徉日久，精密的考据功夫突飞猛进，虽远离北平、上海等学术重地，却一跃而起，成名于无锡的乡下。这进一步使他确信中国的希望在历史中，而不在现实的革命中。

被顾颉刚推荐到北大以后，钱穆开始进入更广泛的历史研究。

北京大学的中国通史课，分门别类，分聘北平史学界各断代史专门史教授，合起来称通史。钱穆认为这样一来不能上下贯通，于是独排众议，独自承担北大“中国通史”的教学。当时有人认为教学有难度，提出钱穆负责前半部分，陈寅恪负责后半部分，钱坚拒。这是钱穆系统地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开端。余英时比喻为为中国传统文化“招魂”。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抗战前夕写成。这时中国又面临另一次“亡国”的危机。

1939年，钱穆刚刚写完《国史大纲》，昆明屡屡遭到日机空袭，于是他就离开了西南联大，归苏州探母，然后赴成都，任流亡的山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他走后，闻一多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他“冥顽不灵”。这大概与钱穆后来在成都两获蒋介石召见并应蒋的邀请赴重庆为中央训练团讲演有关。蒋介石在重庆命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元明清学案简编，让钱穆负责清代部分。钱穆对此非常感动，认为蒋公以国士待之。但钱穆对闻一多骂他并不感到奇怪，他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

国学之魂何时归？

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编者注），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

1991年两岸关系终于开始松动。

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素书楼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钱穆的秘书）的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

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

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语新解》、《国史大纲》、《新亚遗铎》、《朱子学提纲》、《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文化史导论》、《理学六家诗钞》、《庄老通辨》、《中国文学论丛》、《双溪独语》、《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等。

国学大师魂归来兮，而国学之魂何时也能归来呢？

摘自：《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同道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