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最后的国学（三）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

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

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

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

钱穆描述当时劝人离去的情形说，“如此之类，难以缕举。”由此感慨：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

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青少年时期的革命冲动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完全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粹读书人，似乎是一种奢望。但是，钱穆走过了一条从革命冲动到冷眼变局的曲折心路。

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进果育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时值1905年。

从钱穆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1905年至1911年这段时间内的思想转变，对钱穆的人生观和以后的治学思想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果育学校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一天，他拉着钱穆的小手问道：“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74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八十忆双亲》）

当时，在新式学校中的教师中受时代潮流的影响，类似钱伯圭这样的革命教师很多，钱穆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一度也有过革命的冲动。 但最后，他并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历史研究。在学术研究上，也走向了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化革命的时代潮流相反的道路。

1912年春，因“乡闾未靖，不忍又远离”，“亦无从筹学费”，钱穆遂在兄长的安排下，停止学业，到七八里外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职。开始长达80年的教读生涯。

由革命转向“招魂”

1913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但是不知何故没有结果。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这就是钱穆自学的开始。当时，他已经每月必看陈独秀主编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杂志，但是，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新思潮，他却决心重温旧书，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

究其原因，其弟子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的纪念文章中说，1910年，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提出“中国不亡论”。这在少年钱穆的心灵上激起巨大的震动。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由此转入历史的研究，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

深具怀疑精神的钱穆很快发现了史学界的问题所在：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刘师培还是胡适等，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史的模式在背后作衬托。解决中国问题，或者全盘否定然后全盘西化；或者认定西方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在中国早已有之，这才是中国的“魂”，不过湮没已久，必须重新发掘；或者干脆主张汉民族西来说。不过，梁启超、章炳麟、《国粹学报》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钱穆实有支配性的影响。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特别是面对史学界的“革新派”，他大胆地提出要运用传统考证学的精密考据手段，去发现中国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