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最后的国学（二）

《八十忆双亲》一书，成于钱穆80岁生日前夕，即1975年7月。

85岁之后，两岸关系偶有松动，但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

1949年的选择

与同时代人一样，钱穆一生都处于一场大变局中。变局中的人常常需要进行选择，作为以教书读书为立身之本的书生来说，其个人选择对时局的变换并无大的影响，更不可能具有操纵之能力。但往往就是这些个人选择，改变了之后的人生轨迹。不同的选择，命运迥异。1949年的钱穆就是这一写照。

1949年，对于所有有选择能力的人来说，都面临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中说道：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到了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分别于14日、18日、28日为新华社撰写了5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于那些“走到反面”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随后的《别了，司徒雷登》中也做了举例说明：

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钱穆在1949年的个人选择如下：

当他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即德生一人可例为证。”“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著，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乃俨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直吐胸臆，如见肺腑。”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

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兄弟二人与钱穆同谱不同支，钱穆通常称钱氏兄弟为叔，基博子钟书又称钱穆为叔。钱基博还是钱穆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时的同事。他对钱氏兄弟非常敬重，“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字）。”然而钱基厚虽然多次力劝，钱穆坚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