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中的中国历史:大炼钢铁放"卫星"

 本文摘自《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第二部分第二章

本书简介：建国以来，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人民日报社社论历来都是起着风向标和晴雨表的作用，每一篇社论都首先为各类重大政治活动和政治运动定性划界，或高奏凯歌，或吹起冲锋号，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它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甚至改变了许多个人的一生。而把这些社论串联起来，不啻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共和国的真实景象及其各种运动的背景，也为后代读者提供了了解历史的真实文本。

范荣康先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许多重大社论都是由他起草的，他经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要事件的幕前幕后，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述者。

本书内容包括范荣康先生的口述、当年人民日报的社论及整个社会对社论的反应，还有作者袁晞先生对那一时期的历史感受和今天的反思。

在举国同庆建国60周年的时候，可以说，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为共和国的历史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阅读文本。

大炼钢铁放“卫星”

范荣康口述

1958年8月17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一般称这次会议为“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还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议把1958年钢产量的指标翻了一番，年初定的是500多万吨，此时已过了半年多，指标却翻了番。毛泽东这时的雄心是，不仅要超过英国，还要同苏联，美国竞赛，他在这次会议上就说过：“苏联将变成两个美国，中国将变成四个美国。”

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配合宣传会议精神的文章，其中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刘西瑞写的一封信，题为《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北戴河会议后，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开全国电话会议，贯彻大跃进精神，报社一般是派报社负责工业报道的聂眉初同志去听会，我记得她说会议多是彭真和薄一波主持，总书记邓小平有时也参加。聂眉初传达的也多半是彭真和薄一波的讲话。

全国的“大跃进”也越搞越热火，9月16日的新闻说，9月15日这一天里，河南全省的土高炉日产生铁18693.92吨，其中禹县、鲁山、宝丰、临汝、信阳、登封、商城、博爱等八个县的日产量都在千吨以上。领导指示我要写一篇社论表示祝贺。对这些数字我有些疑问，河南地方大，去调查也很难搞清，我没有去河南而是打电话给冶金部生产技术司，问一天产万吨有没有可能，质量合不合格，并问生产这么多铁要多大的炉子、要多少个，还问了怎么运输、怎么计量等问题。冶金部的同志回答说，小高炉生产铁不难，炉子多，干的人多就产量高；含硫高的熟铁、可以炼钢，含硫低的可做一般农具；至于产量嘛可以估计，用运输车辆、炉膛大小都可以估算出来。听了冶金部同志的回答，我心里有了底，认为数字不会有假，就动笔写了社论，题为《祝河南大捷》，9月17日发表。我在社论中写道：“‘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这虽是老生常谈，但那时却是普遍真理。把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创造奇迹。”这类的话后来在新闻中用得很多。

一个多月后，广西又创造了高产纪录，我又写了《祝广西大捷》和《群众运动威力无穷——再祝广西大捷》两篇社论，于10月18日和20日发表。前一篇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的心向着祖国南疆的广西的同志们。那里，有两颗‘大卫星’腾空而起：一是10月15日环江县产了63000多吨生铁；一是10月14日忻城县采了67万多吨煤炭。”后一篇说：“鹿寨县在柳江、融安、石龙等县和大苗山苗族自治县的支援下，放出了日产生铁20多万吨的‘特大卫星’。”

这一年的10月14日至11月14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两个月来，找到了以钢为纲、在工业战绩上大搞群众运动的道路。

为了感受大跃进的火热生活，1958年秋季的一天，聂眉初带着我们搞工业报道的全体同志到河北省徐水县去了一天。徐水县是毛泽东肯定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我记得那天在徐水农村吃的是不要钱的“共产主义饭”，主食是煮土豆，菜是炒土豆丝，虽然是不算好的一顿“土豆餐”，但大家觉得共产主义要实现了，情绪都很高，傍晚从乡村到火车站的路上，我们边走边唱，唱了一路抗日战争时的进步歌曲。乘火车回北京途中，沿途灯火辉煌，到处是土高炉在连夜炼铁，我们都很兴奋。后来我在1959年元旦社论用了“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灯火辉煌”这样的句子，不久以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把这句话用在新闻纪录片的解说词中，使之流传更广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后来成了很多人写文章的惯用语。

社论原文(删节)

回望历史

1957年10月4日和11月3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探索太空的新创举。塔斯社评论说：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以自己解放的自觉劳动，已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变成现实。而“大跃进”的年代里，中国人借用“卫星”来比喻超越常规的工农业及各行业的“高产纪录”，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苏联的卫星是科学，中国当年的“卫星”是胡吹乱编，反科学的。

毛泽东时代很多中国人名字是和政治连在一起的，一听名字就大致能知道是哪几年出生的，如1950年至1953年之间出生的人因朝鲜战争叫“抗美”、“援朝”；1954年出生的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名字里有“宪”、“法”二字的不在少数；1966年前后出生的人因文化大革命叫“文革”、“红卫”……同样，一些1957年和1958年出生的人因苏联卫星和中国的高产卫星而取名“卫星”。我的熟人有两位叫“卫星”的，某一天两位“卫星”在某一场合相聚，同名朋友互问年龄后，1957年生的那位“卫星”对小他一岁的另一“卫星”说：“你是假卫星，我才是真卫星。”另一位说：“当年爹妈受蒙蔽不知真假，奈何。”众知情者一笑。

幻想农业高产是毛泽东早已有之的想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农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急速加快，加上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不按常规走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他首先考虑农业远景，认为应加快发展。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农业七十条》。随后于1956年1月出台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粮、棉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的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年粮食年产量为一万亿斤，超过过去设想水平达80%；棉花为一亿担，更是超过一倍多。按毛泽东当时的话说：现在我对农业有信心有办法搞上去了，已有出路了；工业还没有办法，还没有劲，我要用农业“压迫”工业。他认为应趁此良机加快工业的发展，工业不能跟农业脱节。他认为，中国工业化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扩大和加快。

1958年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敢吹牛的年代，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罕见。而吹毛泽东最操心的粮食和钢铁产量增长，最得领袖欢心，中国自古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