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在中国》:第一部研究苏联专家在华历史的著作

《苏联专家在中国》

沈志华/著 新华出版社 2009年5月

内容简介：

第一部专门研究苏联专家在华历史的学术著作——《苏联专家在中国》，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20世纪40年代末，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他们胸怀革命的理想，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然而，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所有的苏联专家突然撤退回国，给中国人民及其建设事业留下了众多困难和无限遗憾。《苏联专家在中国》就是一部专门研究苏联顾问和专家在华历史的学术著作。

作者沈志华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冷战史和苏联史，曾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史纲》等。为了再现苏联专家在中国的这段真实历史，作者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走访了当年聘请苏联专家的一些单位和有关人员。在充分使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对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政策方针、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条件和环境、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和论述，使读者能够对这段人所共知但又语焉不详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和真实的了解。

绪言

20世纪后半期苏联派往外国的顾问和专家问题，是苏联对欧亚许多国家战后发展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随着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加强自身在冷战中的实力地位，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向上述国家和地区派遣大量的顾问和专家。尽管苏联向国外大规模派遣顾问和专家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是1945年至1960年这十几年，但其影响面却很广，最初是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继之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朝鲜和越南，至1950年代中期以后则扩展到印度、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因此，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本书专门考察1948-1960年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

在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近20年兴起的冷战国际史（或曰新冷战史）研究中，最吸引各国学者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苏关系史。中苏同盟的建立、变动及其结果，无疑是现代社会主义历史及冷战国际历史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也是历史学家最为注重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原因在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决定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而且影响了东西方两大阵营近半个世纪冷战对峙的结局。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出现了某种质的飞跃。由于冷战的结束拉开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各国研究者得以在观念上突破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的束缚，从客观的角度考察中苏关系变动的全过程，从而取得了不少令人信服的成果。

在这一研究领域里，同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恩恩怨怨，以及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相比，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也许不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却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第一，在国际关系史领域应该加强对于出现在社会基层的那些现象、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中，重点完全集中在社会的上层，集中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外交举动和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方面，而忽略了对于民间交流和交往的研究。应该说，一般民众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感应和反馈，也是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中苏关系方面，在苏联专家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上世纪50年代，苏联就是中国的榜样。人们曾经如此地向往苏联，模仿苏联，以至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当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实地观察和了解苏联是不可能的。他们对苏联的认识，除了中国本身的大量宣传外，主要是通过苏联文学和电影在中国的传播。而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的苏联人，恐怕就是派遣到全国各地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了。所以，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认识苏联专家就是认识苏联，对苏联专家的感情和态度，就是对苏联的感情和态度。在一定的时候，民众的情感和倾向也会影响到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当然，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相反的情况，即中国对苏政策的调整殃及个人的情况却更为常见。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于苏联专家问题的看法和评论，确实影响到很多人的命运。笔者在访谈中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57年"大鸣大放"时，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工程师对别人说，"其实苏联专家不一定都是好人"。当时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时期，于是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运动中，这位工程师就因这么一句话而成为"右派"，并被赶出北京，迁到东北工作。到1965年，中苏关系已经全面恶化，该工程师又私下对人说，"其实苏联专家当中也有不少好人"。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发出来，他因此而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放逐到边远地区--青海进行劳动改造。类似这样的事例，笔者在采访和谈话中还听到不少。苏联专家问题确实牵动着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

第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相比，研究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对于理解和探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特征，可能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学术价值。因为与所有其他国家相比，苏联派往中国的顾问和专家不仅人数最多，延续的时间最长，涉及面也最广。1947-1956年10年间苏联向各人民民主国家总计派去14000多人，"帮助建设工厂和传授先进技术和经验"。而1950-1956年7年间仅到中国一个国家的苏联专家，据俄国档案记载，就有5092人。1956年以后，苏联撤回了在东欧各国的大部分专家和顾问，但在中国的专家则继续保留下来，且还有大量新增者。据笔者的考察，到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总计超过了18000人次。苏联向东欧各国派遣工作人员的政策，前后加在一起，最多不过延续了10年，而派往中国的顾问和专家，如果从援助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开始，到1960年全面撤退专家，已有13年，而且在此后两年中苏联仍然向中国派遣了少量专家。至于派遣人员的工作范围，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东欧国家主要集中在军队和安全系统，以及少量苏联援建的企业，而在中国，他们则遍及政府和军队各个系统的领导和管理机构，以及所有大型企业、重点大专院校和技术兵种的基层部队，甚至包括卫生和体育部门。

因此，相对而言，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中国的作用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由于中苏之间有过一段交恶的经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和混乱的年代，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回想往事，难免让人尴尬，甚至会感到痛苦。或许，这也是苏联专家问题在中俄两国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的原因之一。但历史毕竟是历史，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况且对于如何处理中国今后的对外交往，如何面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值得记取的。所以，这是一页不应忘记的历史，并且理应成为中苏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中俄两国学者，对这一课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尽管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几乎都谈到过苏联专家的问题--由此可见其重要地位，但专门的论著却极为罕见。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专门讨论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俄文学术论著，只有圣彼得堡大学扎泽尔斯卡娅教授的一部讲述苏联专家在中国军工企业工作情况的专著。该书出版于2000年，恐怕是目前国际学术界专门研究在华苏联专家的唯一专著，虽然其内容侧重于研究在中国军工企业中的苏联专家，但也涉及整个在华顾问和专家问题。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论述中采取了比较中立和客观的立场，并使用了大量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在英文论著中，比较早的有原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黛博拉·凯佩尔的一篇论文，该文最初在1996年1月由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组织的"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后经作者修改收入文安立的论文集中。该文的价值在于利用了大量俄国解密档案，以及作者亲赴莫斯科对30多位苏联专家本人的采访记录，而缺憾是基本没有利用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2002年，美国学者李滨（Douglas AStiffler）以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为题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尽管尚未出版，但作者已经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虽然只讲到苏联专家在中国教育系统的情况，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利用了大量俄国档案，而且还使用了不少中国文献，甚至包括连中国学者都很少利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至于中文论著，除笔者曾发表过几篇有关的学术论文外，目前还没有见到相关的研究成果。1999年中国大陆出版了一部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专著，作者查阅了大量的中文著作、报纸、文献和回忆录，文字也很生动。不过，那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作者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作家协会的成员。该书对于历史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本身毕竟不属学术研究。

笔者在考察和研究的过程中体会到，有关"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课题之所以一直未能展开，一个主要原因是有关的史料相当分散和零乱。所以，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广泛收集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