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让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首次让步

斯大林当政时期的苏联在国际外交谈判中，素来说一不二。像1939年春夏的苏、英、法三国莫斯科谈判；年秋的苏、德谈判；1939年春的苏、日谈判；1941年春的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雅尔塔会谈；1945年夏秋的苏、中两国谈判等，都是谈判对方，包括希特勒、罗斯福、蒋介石等在内，向苏联作出极大让步，才使谈判达成协议，不然只能无果而散。而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替代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则是斯大林破天荒地第一次在国际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的结果。当时的苏联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条约的签订上，也历经了漫长的谈判和种种艰难曲折。本文根据苏联解密的档案文献，参照有关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将该条约的签订经过，实录如下。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谈判

自1947年春以来，毛泽东就多次计划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终因斯大林以各种理由加以推托，使毛泽东的访苏愿望未能实现。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斯大林对刘少奇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很高兴在任何时候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面，商谈解决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及其他问题。11月5日，斯大林通过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面告毛泽东，欢迎他随时来访。毛泽东表示：准备在12月来苏，以便在12月21日斯大林70寿诞时，亲自祝贺他生日。11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将于12月初启程来莫斯科。11月10日，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求他将毛泽东的访苏计划转告斯大林。当罗申问及毛泽东的访苏目的时，周恩来明确地回答：除想与斯大林建立个人的友好接触之外，将与斯大林当面商讨中苏两国的签约问题。可见毛泽东访苏的主要目的有二：一、与苏联结成同盟，向世界昭示中国的“一边倒”；二、以新的中苏条约的形式，赋予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保障。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即将开始的访苏问题。政治局会议确认毛泽东访苏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以替代1945年8月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从北京乘火车，开始了访苏的旅程。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包括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以及翻译师哲。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联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8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毛泽东，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第一次会谈。

双方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很快就进入实质性的接触，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苏条约问题。

还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关于1945年的中苏条约，曾向斯大林提出三种处理方案：一、新中国政府声明，它完全接受这个条约，并继续使其生效，不做任何修改；二、参照原有条约文本，由两国政府代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做某些文字性和内容上的修改；三、两国政府换文说明本条约暂时保持原样不变，但准备于适当时候重新予以审议。斯大林说：待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简要地说：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斯大林立即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是需要搞清楚，应当宣布保留现有的条约呢，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立即修改。斯大林不等毛泽东接话就说，他主张保留现有条约。“因为现行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条款：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口等问题。这就是说，这个条约的缔结是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经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做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借口，他们会提出也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斯大林继续说：“苏联领导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中长铁路问题，也可采取同样的做法。这就是说，可以形式上保留，但实际上根据中方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关于撤军问题，斯大林解释说：“撤军并不意味苏联不再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是苏联领导作为共产党人，把军队驻扎在别国，尤其是友好国家，对苏联来说有些难堪。”斯大林这样结束自己的话：“如果中国同志对这种做法不满意，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斯大林的意思已经很清楚：继续维持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可以在实际上对现行条约进行修改，但不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没有当场反驳斯大林的意见，只是婉转地表示：“中国在讨论条约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怎样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就应当怎样做。这个问题应当进一步考虑。”实际上，毛泽东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中苏两国领导人在第一次会谈中，都表明了各自的立场。

经过第一次会谈，毛泽东的心情是沉重的。12月8日，他在发给刘少奇（毛泽东访苏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电报中说：“因雅尔塔协定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约，会牵涉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就有理由要拿千岛群岛。因此旅顺口为苏联租借年一点，目前在形势上不能改变，但在实际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

毛泽东说：我决定在别墅里睡大觉

毛泽东自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无果之后，直到年1950元旦，实际上是被晾在别墅里。在这两个星期里，虽然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礼节性地拜访过毛泽东；斯大林70寿辰庆典活动，毛泽东被安排在显要的位置，所有这些都是一般的礼仪性活动。12月24日，斯大林按毛泽东的建议，举行正式会晤，但是斯大林却大谈越南、日本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形势。毛泽东再次提出签订中苏条约问题，并建议：为了签订条约，应当把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故意转换话题，说：把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是不恰当的，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叫嚷整个中国政府搬到莫斯科了。实际上是斯大林不愿谈中苏签约问题；不同意把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会晤持续了4个小时，又是没有结果。

24日会晤之后，斯大林又避而不见毛泽东了。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这种态度，自然十分生气。毛泽东有意说：“我决定什么也不干，在别墅里睡大觉。”斯大林派科瓦廖夫和费德林邀请毛泽东到苏联各地去参观，毛泽东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说：“我在这儿（指莫斯科）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斯大林虽然没有会见毛泽东，却时刻关注着毛泽东的反应和表现。斯大林通过科瓦廖夫和费德林，以及其他渠道（米高扬和赫鲁晓夫都谈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有监听装置——作者），了解毛泽东的一举一动。1950年元旦，毛泽东对前来拜访的罗申、维辛斯基表示，希望和斯大林会晤，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还说，他打算月底离开莫斯科，拟于2月6日回到北京。毛泽东还向罗申、维辛斯基透露：“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说：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采取明显的步骤。”

毛泽东向罗申透露这一消息，也是一种微妙的外交策略。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说过：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对于缅甸政府愿意承认中国，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毛泽东选择在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一消息，显然是向斯大林施加压力；因为西方某些媒体已“传闻”，“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斯大林显然也不安起来。中苏双方一致同意：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来澄清事实。1月1日，科瓦廖夫受斯大林的委托，将答记者问的文本交给毛泽东。文本虽然是“草稿”，但已有斯大林的签名。毛泽东阅后说：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没有什么需要补充和说明的了。1月2日，《真理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答记者问对毛泽东此行有重要意义的是，内容中包括有毛泽东此行的重要目的在于处理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同意签发答记者问，说明斯大林在签订新中苏条约问题上，态度有了转变。

1月2日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拜访毛泽东，主动询问对签订中苏条约问题的意见及旅程安排。毛泽东提出三个方案：一、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二、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三、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立即表示同意第一方案。为了敲定苏方的意见，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肯定地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僵局打破了，中苏谈判出现了带根本性的转机。毛泽东的精神也特别好，有说有笑起来。

当晚，毛泽东给党中央发电：“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苏联精心准备条约草案文本

为了准备和起草新的中苏条约及有关文件，苏方成立了包括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在内的专门委员会，以及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草拟条约及有关文件的文本。几经修改和补充，1月12日，委员会将草拟好的文本作为苏联外交部准备的草稿，报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1月16日，维辛斯基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修改过的文本，连同关于中长铁路议定书草稿，报送莫洛托夫。至此为止，各次的中苏条约草稿都称做《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1月21日，苏联交通部提出了对中长铁路和大连港协定的修改建议。1月19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等，向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提交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草案和中长铁路议定书。

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杨、维辛斯基，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12个文本草案，作为专门委员会准备的草案（“委员会稿”），报送斯大林。“委员会稿”将中苏条约的名称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12个文件是：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贷款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和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等。

原先，斯大林的立场是在形式上保留旧中苏条约；在实际上可以修改条约内容，包括可以从旅顺口立即撤军。当斯大林改变立场，同意签订新中苏条约后，苏方准备的条约文本，内容则基本沿袭旧条约。《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名称，也是综合旧条约名称和苏联与东欧各国签订的条约名称而成。专门委员会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前3个文件将予公布，其他文件是否公开，须经专门审核。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12个文件草案，以后公布的也只是前3个文件。

周恩来率庞大的代表团，于1月9日从北京启程，成员包括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赖亚力、柴树藩、吕东、欧阳钦等17名各部门领导人，代表团成员中的赛福鼎（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邓力群（新疆自治区外事厅、文教厅厅长），则直接从乌鲁木齐动身来莫斯科。1月20日，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晚，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即聚集在毛泽东下榻的别墅，商讨与苏方会谈事宜。

斯大林在谈判中作了让步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正式会谈于1950年1月22日举行。参加会谈的苏方人员，除斯大林外，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和翻译费德林；中方人员除毛泽东外，还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翻译师哲。

在简短相互问候以后，会谈即进入实质性问题交换意见。

斯大林说：需要讨论的问题有两类：第一类问题涉及中苏现在各项协定；第二类问题涉及满洲、新疆等现实问题。“我想，最好不从现实问题谈起，而是先讨论已有的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斯大林请中方对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发表意见。毛泽东说，我们还没有具体拟定好条约的草案，仅有一些设想。斯大林说，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有关草案。实际上苏方已草拟齐备，并经联共（布）中央批准。

毛泽东说：“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谈到中长铁路协定和旅顺口协定时，毛泽东说：“可以在法律上保留，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斯大林问：“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斯大林，而是含蓄而又寓意深刻地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承认“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毛泽东说，这样就会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斯大林说：“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在谈判贷款协定时，毛泽东说，贷款协定的条件对中国十分有利，只付1％（年利率）的利息。斯大林诙谐地说：“我们给人民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协定，都规定收2％的利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如果你们情愿，我们可以给你们提高利率。”

2小时的会谈，在各项原则上都达成了一致，斯大林作了很大的让步。在斯大林一生的外交谈判中，这还是第一次。

新的中苏条约签订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各项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并不等于各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各个协定的签订仍然经过复杂的谈判，甚至激烈的争论。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举行会谈。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准备同盟条约；周恩来、李富春和米高扬、维辛斯基负责制订经济合作协定。其余协定也由中苏双方的相应部门领导人负责制订。

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研究了苏方提交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文本，并拟出了中方的修改后文本。中方仅对段落安排略作调整，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从名称到基本内容都接受苏方的草案文本。1月24日午夜时分，由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经过修改的中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文本交给苏方。中苏双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没有太大的分歧和争论了。

涉及中苏双方利害关系并引起激烈争论的，是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港等问题。苏联提出的草案，不仅保留了旧协议和条约中的全部权益，而且规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之前，大连港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实行军管；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待对日和约生效后，再重新审议。这种协议，是中方无法接受的。况且“对日和约生效”，还不知在何年月。

1月26日，中方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在关系中国利害的重大问题上，否定了苏方的草案。对于中方坚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严正立场，米高扬甚至这样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这里，米高扬表现的是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几经说理与争论，苏方作了较大的让步，终于基本达成协议；而有些问题仍留待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技术人员继续协商解决。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签字仪式。在条约上签字的苏联代表是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代表中国签字的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出席签字仪式的苏方人员有斯大林等9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方出席签字仪式的有毛泽东、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等。

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为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会在莫斯科的首都饭店举行。斯大林破例出席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

2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启程回国，3月14日回到北京。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中苏两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也开始了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中苏蜜月“阶段。

摘自：《世纪》2006年第5期 作者：叶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