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上将面对流行歌曲冲击波

不久前，我拜访一位资深歌唱家时，谈及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她赞叹不已，艳羡不已。她说，现在的青年人是赶上好时候了。通俗歌曲，比赛中设专奖，有专门评委，演员队伍也相当可观。而在二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通俗歌曲是备受非议的，当年北京文化界曾因此发生过一场不小的风波。我请她具体谈谈。她说，我谈不了，那时立在潮头的是海政文工团，你应该去问他们。于是，我采访了著名音乐家、海政文化部原副部长胡士平同志。

胡士平，早年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骨干成员。人民海军成立后，他一直在华东海军文工团和海政文工团工作，是著名歌剧《红珊瑚》的主要作曲之一，有若干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流行于世。于今，胡老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笔耕不辍。日前，记录其战斗生活的散文集《步履无声》，计50多万字，正在出版发行。谈起这段经历，他说，这是历史，应该告诉后人。

“流行歌曲”乘开放之风悄然进京

通俗歌曲，当时的叫法是“流行歌曲”。改称通俗歌曲，是从1981年前后上海的一次青年歌手比赛开始的。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通俗歌曲都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就有了。那时，日军大举入侵，神州血火遍地，全民都在为挽救国家的危亡浴血奋战。然而，国统区部分大、中城市上层社会却置若事外，传唱着一味宣扬爱情、闲适、超然的《支那之夜》、《蔷薇处处开》、《何日君再来》等所谓“流行歌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此之“流行歌曲”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抗日军民、劳苦大众的鄙视和唾弃。新中国成立后，举国上下进入了热火朝天的创业年代，那是一段名副其实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文化工作强调“政治标准”，“昂扬向上”，流行歌曲被逐出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想横行，歌唱爱情被认为是“毒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曾大受挞伐），“流行歌曲”、“歌星”等词汇，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歌曲大都以歌唱领袖、歌唱祖国、歌唱所谓“新生事物”为基本内容。把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谱上曲的所谓“语录歌”，曾盛行一时。演出的形式、服饰，也大同小异，讲究政治性、战斗性，缺乏艺术性，更缺乏个性。流行歌曲更不可能有市场。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了。通俗歌曲乘着开放之风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大陆。它以录音盒带为载体，从香港、台湾登临广州，尔后悄然进京。“春江水暖鸭先知”。敏感、活跃的男女青年率先迎接了它。仿佛在一夜之间，通俗歌曲进入家庭，传遍城乡，其中最先进入、影响最大的是台湾歌星邓丽君。

邓丽君的演唱，歌词内容广泛、贴近生活，曲调委婉凄迷，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大陆群众长期以来闻所未闻的。大批听众、特别是青年人，一下子被镇住、被吸引了！由个人私下欣赏到邀集亲朋好友一起欣赏，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形成了对传统演唱的巨大冲击。接着，一些青年演员竞相模仿。少数模仿者学了几首港台歌曲后，握着话筒走上舞台，几首歌唱下来，名声大振，便被狂热的青年们奉为“新星”、“歌唱家”。并且其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使经过十年寒窗苦修苦练的传统、正牌歌唱家们相形见绌，望尘莫及。

面对这不期而遇的形势，许多知名的正牌歌唱家们困惑了，愤怒了：歌能这样唱，还要艺术院校干什么？一场演出、两首歌就是歌唱家，也太容易了！这样下去，还有是非、还有香花毒草吗？

改革开放甫始的1980年夏天，人心如火，万物争荣，由流行歌曲引起的争论也愈益激烈。从演唱内容到演唱形式，从声气运用到演出的服饰、台风，统统成了话题。

但归结起来，争论的焦点是一个，即青年演员中的模仿者。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台湾，生活方式本来腐朽，唱唱《何日君再来》不足为怪，出十个百个邓丽君也正常；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舞台，怎么能学这些东西呢？热衷于学这些东西的演员是谁家的演员？ 这场争论由文化圈而社会，由群众到领导层，强烈冲击着首都的文艺舞台。在这场争论中，海政文工团格外引人注目。这一方面因为海政文工团演出过《红珊瑚》、《甲午风云》、《赤道战鼓》等优秀剧目，向为人知，在社会上影响大，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允许以港台歌曲为代表的流行歌曲登台演出，在军队、在北京，甚至全国，海军是最早的，并且团里出了一颗新星，即率先手握话筒登台，用通俗唱法演唱的青年演员苏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