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辈长期肃着面孔，用刻板文字写史作文，面目可憎，味同嚼蜡，已成难改的积习。出乎意料，研究中华民国史三十多年的同道朱宗震先生，竟推出一本以较为通俗文字写成的《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试验的台前幕后》，给人以面目一新，别开生面之感。除却文字新，重要的是视角和内容出新。作者深谙历史文献档案，把当年登台表演的人物重新拉到前台，不问其素质高低、道德美丑、角色正反、言行左右，不以道德评价为第一标准，而由其人自说自话、各逞其姿，力求再现昔日场景，逼近历史本来面目。作者在紧要处的议论和不时发出的感慨，植根于明白晓畅的叙事中，把读者引向历史深处，尽得点睛之妙。以下采撷书中精粹，成札记数则与读者分享，并就正于方家。
清廷退位非一党一人之功
民国肇建，三位政治强人共襄其事。一是激进派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一是温和派君主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一是清朝权臣领袖新政改革派袁世凯。三人合力把清王朝送进坟墓，迎来民主共和的开端。三颗政治巨星之外，在民国政坛灿烂星空中，还有次一等却也相当耀眼的群星环绕拱峙，闪烁其间。诸如，孙中山的主要副手黄兴；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宋教仁；学问家而热衷于非其所长的政治的章太炎；21岁的青年政论家戴季陶；懂得些许西方政治教条的多变文人章士钊；状元实业家、君宪派张謇；第一位反正的清朝大吏且为各方接纳的老练政治家程德全；被迫反正亲袁无能而集权的军人黎元洪；自恃首义功臣、八方树敌的张振武；同盟会赣督李烈钧；同盟会粤督胡汉民；梁启超门生、滇督蔡锷；同盟会沪督、掌控会党反遭其害的陈其美。此外，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第二任总理陆徵祥、第三任总理赵秉钧等，皆一时风云人物。他们各倡其言，各宣其声，各张其势，各肆其行，风动朝野。一边是，从临时约法到正式宪法，从参议院到正式国会，貌似政治革新。推进民主；一边是，从阳谋到阴谋，从明杀到暗杀，以至兵戎相见，雨血风腥，不满三年的共和政治起伏跌宕，其实浓缩了自那以后中国人民主之梦的升沉消长，虽无望却必争的悲情历程。朱宗震的《真假共和》，让我读出了这个历史的必然和所以然。
长期以来，政治家和历史家告诉人们，把清王朝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是辛亥革命，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君主立宪派梁启超、“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此事不相干。其实，政治家的政治定性。历史家的历史结论，虽简括明晰，界限清楚，却往往与历史实际或实践进程大相径庭。诚如朱宗震所论：
晚清政局，懦弱无能的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袁世凯则代表了体制内在新政中发展起来的权臣势力，而梁启超则代表了体制外民间的和平改革派势力，孙中山则代表了对清王朝完全失望的民间反体制革命势力。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三个社会梯次的势力代表，互有分合恩怨，复杂的纠结在一起，并非黑白分明，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从他们成长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现代意识其实还非常薄弱，更不要说中国国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出现了国家政治洗牌重组的局面，三股势力合流，才得以拱倒了早已腐朽的清王朝。但是，他们如何分享变革的成果，如何规划国家前进的方向?一时成了一个迷局，演出了民初政治扑朔迷离的一场大戏。
大戏舞台上演的似乎是内阁更迭、政党组合、参院弹劾、争持驳辩，而内里各派人等却是运筹帷幄，机心毕露。只有孙中山堪称豪放大度的政治家。孙中山本来认为，推进革命，实现民主宪政，应该由革命党来完成。可是出乎意料，黄兴指挥的以城市游民为主的武汉革命军竟是一群乌合之众。夜袭汉口的部队，竟然打起灯笼；稍一受挫，即狂奔逃跑。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运用和战两手，操控政局。形势的发展，居然由不赞成共和的袁世凯的反正，而实现了革命党人建立共和国的理想。革命党人既然在革命时期无法与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对抗，而由袁世凯迫使清廷退位，他们又能凭什么力量与袁世凯竞争政权?孙中山显然明了于此，既然一时不能制袁，把政权让给他，那就只有让袁维持一个比清王朝好一点的“小康”局面。革命党人可以利用这个政治稳定局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到国家经济好转，革命党人再来执政，进而实现共和理想政治。这当然是一厢情愿。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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