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国农民的失语,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各种超额摊派来了,他们说不出话,贪污腐败来了,他们说不出话,治安环境恶化,他们说不出话,农村道德水准下降,他们说不出话,被血头传上了爱滋病,被鸡头拐去了女儿,还是说不出话。被人在权钱交易的合谋下谋去了责任田并且拆掉了房子,总该说话了吧?依然没有,世界上只是多了几个自杀身亡农民。城市收容制度也不知道害了多少农民,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大学生身份的孙志刚出事,恐怕还是废除不了。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农民从来都是需要别人来代他们说话的,所以,现在也谈不上是失语。这种说法虽说由来已久,但其实多少有点似是而非。自古以来,固然农民一直希望别人,特别是有力者为他们说话,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就不能说话。尤其是在太平年景,在他们自己的活动半径内,在传统的时代,农民一直都是话语权的,虽然并不充分。当然,农民的话语权是分梯度的,农民中的精英,乡村能人和乡村知识分子,说话的声音最大,边缘的精英,诸如教门领袖、帮会小头目等等,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下,说话声音也相当的响,一般的殷实农户,只要不是特别内向,也有声音。只有贫弱的边缘群体才总是需要别人“代表”,或者是让正常的精英代表,或者是让边缘精英代表,或者让外面的别的什么人来代表。
在我们某些学者的习惯里,总是倾向于只把老实巴交只知道埋头种地的人当成农民,而将其他的农村人口都归为别的类别,说乡绅的时候,把穷秀才也归了进去,归进去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别忘了这些穷秀才,其实也是农民,至少农民的属性比较重一些。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与分类,显然不能那么严格,跟我们古代的学科分类一样,多少有点混沌的意味,具体到某群人,往往具有多种面目。至少,农村里的穷秀才和识文断字并进过考场的童生们(这些人的数量相当多),比如像洪秀全、冯云山这样的人,绝对是有话语权的。
在传统社会里,农民的教育、文化、习俗以及生活环境是浑然一体的。大体上,农民农业生产以外的知识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校教育(私塾、乡塾等),一是戏曲熏陶。私塾教育不仅给了农民(部分)识字的能力(明、清时节,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很多,一般家庭虽然不指望男孩子考秀才,但也会送他们到学校里识几个字),还教会了农民礼仪,使得农民的婚丧嫁娶有了张罗和喊礼的人,更重要的是给了农民说事的道理,这种道理经过戏曲里忠臣义士,义夫节妇形象的催化,使农民知道了什么叫做不忠不孝,什么叫做不仁不义,什么叫做不通情理。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用这些道理来衡量。农民之所以总是倾向于请乡绅来调解纠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乡绅更加知书达礼,对这些道理懂的更多,其实如果某个地方没有做过官或者具有高级功名的乡绅,秀才、乃至童生或者别的什么有威望的人出来调解,用的话语都是一样的。反过来,如果乡绅在行为上有失检点,严重违反了这些道理,那么他在农民中的威望也就丧失了。大狗叫,小狗也会叫,农民的嘴巴同样是不饶人的,古代的农村社会,也有公共空间,也有社会舆论,别的不说,就是妇女们的家长里短,吐沫就能把人淹了。农民的这种话语,虽然不能上达天听,影响朝廷的政策,但对乡绅是却是有作用的,乡绅在乡村的自治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农民对他们的拥戴,显然,这种拥戴是跟乡里道义有密切的关系,乡绅绝大多数都不乐意让自己的桑梓地的农民看不起。也可以说,即使没有乡绅出面,农民依然是有自治能力的,这种能力在平时体现为大型宗教和戏乐活动的组织,在战乱年代则表现为结堡自卫,在其中,农民的话语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的。另外,农民说的话在某些条件下,也能影响到外边的世界,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那么多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过去,某些朝代,王朝政府甚至设置机构,专门采风,民间的声音,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也会影响到上面的政治。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来,由于新旧教育的衔接在改革中没有做好,私塾被废除之后,虽然并没有立刻退出历史舞台,但毕竟在陡然的变化中走向全面衰落,乡村文化的话语链出现了断裂,加上民国以来战乱和动荡不断,农村精英劣化,强权话语进入,传统的礼法秩序陷入混乱,农民的说话能力开始大幅度退化。尽管如此,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仍然可观,在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权力真空状态下,农村不仅出现了像红枪会这样部分由边缘精英主导的民间自卫组织,也有大量传统精英领导的联庄会这样组织,对外来侵入的势力还多少有点对话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