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数说”与变革的悖论
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辛亥革命得到了劳动群众的普遍而热烈的拥护。除了一点必要的夸张之外,应该说这种说法并无大错,尽管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史料中找到热烈拥护的场面,也可以发现冷漠旁观的人群,但下层老百姓对革命表示强烈反感的确实也非常少见,应该说,这对于一场以西化取向为目标的变革来说,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在这场革命爆发前十几年,康梁变法失败的时候,老百姓还普遍地将这些改革志士视为汉奸。到目前为止,我翻遍了所能看到的史料,也仅有一条说在江苏靖江的小县城里,一位卖五香豆的老太婆,对这场革命发出了一声“皇帝江山从此送掉”的叹息,还因此被警察拘押了半晌。虽然沿海和城市的平民百姓对革命反应热烈,内陆和农村要相对漠然一点,但很少有人对那个统治了中国260年之久的王朝的垮台表示惋惜。
20世纪最初的十年,是清王朝统治威信大面积坠落的十年,对于那些对政治并不敏感,甚至对革命党人卖力地宣传不甚了了的下层百姓来说,如果说他们也有一些改朝换代的预感的话,那么恐怕更多的来源于历史习惯。在多少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老百姓眼里,一个统治了260年的王朝,无论如何也是该寿终正寝了。一时间,有关清朝气数已尽的民谣,盛传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隐晦一点的有:“爷爷落,鬼出窝,赶上小儿跑不脱。”《成安县志》为此加注说,此歌谣意为“朝廷微弱,列强肆横,清代不久将丧失主权,清祀一二传亦将斩也。”[2]比较明白的则有“辽阳今何在,二四旗不古,天下谁是谁,一省各有主。”“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4]“头戴小馍盘,身穿一裹园,宣统作了帝,不过二三年。”[5]辛亥革命前夕,在西安的大街上,引车卖浆者流居然敢公开说:“大清家快完了!”因为“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还不亡么?”[6]这些民谣和传言,有些固然有革命党人的因素,但能够迅速地流传开来,毕竟说明它们契合了老百姓的某种心理。反过来说,革命党人其实也受到了气数说的影响,我们在许多起义后建立的军政府的文告上,都能看到诸如“上征天意,下见人心”以及“胡运告终”之类的说法。
“气数说”是一种中国固有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政治理念,蕴涵了五德循环的古老观念,而且为王朝兴衰的周期律所证实,受历史感颇强的民间戏曲小说的熏染以及《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谶书的影响,民间自然不难接受这种观念,但是这种说法成为针对“本朝”的普遍流行意识,毕竟要有严重的政治腐败,普遍的社会动荡的背景衬托。气数已尽的民间说法,往往意味着民不聊生和民怨沸腾,统治者不仅失政而且失德。在南通,由于清政府苛捐杂税繁重,经办官吏又层层勒索,“工商业者怨恨极了,大骂亡国政府,且有附会《推背图》、《黄蘖诗》各种谶言,以决定清朝必然覆灭。”[8]自然,一个气数已尽的王朝,在百姓眼里继续维持下去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没有多少了。比较耐人寻味的是,民众对于清朝政府的怨恨,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新政的实施。
自1903-1905年开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后一次,也堪称是最认真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却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本来就已经陷入腐败和失效的行政网络,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后的疯狂,“借新政之名,其实金钱主义。”[9]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从办学堂、办警务、到兴办地方自治,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各种田赋附加和捐税,直接冠以各项新政的名义。地方自治实际上成了行政触角的延伸,自太平天国以来已经逐步劣化的乡绅,名正言顺地把持了具有政府职能的各级自治机构,成为农民的直接统治者,丧失了原来处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调处者身份。先前受人尊重的乡绅,变成了农民切齿的对头,各地时常发生自治局的绅董受到农民的围攻甚至被杀的事件。进而,新政以来的民变,有相当大的部分与新政有关,农民由反对摊派和勒捐,到反对新政举措的本身,各地的征收机构、警察局甚至新学堂都成了被围攻的对象。辛亥前夕,各地农民和市民打闹自治局、征收和清丈机关的事情层出不穷,比较极端的事例象山西的干草会骚动,不仅主张“进城先抄洋学堂,以后再杀巡警兵,”而且发生了多起杀害学堂教员事件。[10]
应该说,新政的实施,虽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但在大方向上与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均属于西式的向着现代化的改革。然而,对于这种改革的怨恨,却成了同一目标的更大变革的起点,这对于清廷和民众来说,都是难以想像的。庚子以后,巨大的赔款和外债压力,已使民众对于经济负担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而日益臃肿和失效的官僚体系更是难以承担改革重负。不幸的是,清朝政府将自身拖到了病入膏肓的关头才进行改革,社会根本无力承受越来越大的改革成本,分崩离析再所难免。而死到临头尚不自知的满清王朝,却又在最后关头自不量力地企图将久已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甚至利用假责任内阁一举改变自太平天国以来满轻汉重的局面,结果是得罪了所有的人,为自己墓穴挖好了最后一锹土。新政或多或少被人们视为清朝政府气数已尽倒行逆施表现,而对新政的仇视,则成为一般民众乐意看到清朝垮台的心理基础,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场革命的性质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