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汇：理与势的冲突──中英鸦片战争论

自从梯航而来的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泊舟於上川岛之后，遥远的泰西与中国之间便筑起了一种由海路相接的交往。后来的两个世纪里，接踵而至的还有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丹麦人、英国人、法国人、普鲁士人、美国人，等等。呢绒、钟表、胡椒、苏米、象牙与天文、曆法、艺术、建筑、“西铳”、基督教都先后浮海东来。明清之际，西洋的商人多在广东、福建、浙江的口岸行贩，而传教士则已经进入了宫廷和士大夫之中。显然，为上帝弘法的西洋人比谋逐一己之利的西洋人走得更远。这个过程留下过许多历史遗迹，但这个过程並不很长。雍正初年，朝廷明告天下禁止传（基督）教，中西之间的交往便只剩下了贸易一途。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因蕃舶来去而瞻前顾后，不愿意看到“海滨要地”成为洋商熟路，又诏令“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接纳西方人的口岸遂收缩为一孔。以禁止传教和限制通商摆布彼族，说明了时当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中国在远来的夷人面前曾是支配的一方。

然而从十九世纪前期开始，西方人的进取之势便显露出长久磨砺之后的一派锋芒。嘉道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刚刚醒来，夷患还远不是时务中的一个题目。而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已经使英国成为欧洲和世界“发展的引擎”了。那里不仅制造产品，而且制造扩张。两者都亟亟乎抉破世界贸易的空间界限。中英通商曾长久地以十三行行商的垄断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工业革命吹胀了英国商界中的自由贸易主义，群商各思伸展，公司专利便成为一种广被非议的东西。至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权力遂被废止。於是，由来已久的种种矛盾便在旧日的局面瓦解之后变得越来越尖锐。英国人意在求利，把商业拓张当作天下第一要义；中国人重在防弊，则对来去飘忽的群夷不肯稍懈裁制之心。因此，西洋商人虽挟自由贸易主义而来，遇到的却是一个限定的口岸（广州）；一个限定的商人团体（公行）；一种在“船钞”、“货税”名目下把国家关税和官吏勒索混为一体的海关制度，以及许多旨在管制日行起居的周密条法。曼彻斯特的蒸汽机代表了一个世界，古老的广州城墙代表了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在扦格中碰接，又因碰接而愈多扦格。与这种难以化解的窒碍相错杂，还有公行行商累年拖欠货款引发的商业纠纷和西洋水手与中国民人之间屡酿命案的法律纠纷。在前一种纠纷里，当太多的欠款使行商丧失偿还能力之后，债权一方便非常容易吁请自己的政府出面干预。在后一种纠纷里，以中国律法为西方人量罪，其结果总是要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权观念相冲突，由此产生的忿争，常常会余波远及欧洲。中西之间以通商相交往，而牵出来的许多东西都越出了贸易的范围。西商孜孜逐利的一腔热望遂多被撞碎。英国人拥有最大的商业利益。也最急切地想要改变中国。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男爵律劳卑受英王委任，成为“管理英国臣民对华贸易的总监督”。在华英商便有了一个守护人。昔日的东印度公司“大班”为众商头目，与领袖公行（十三行）的“总商”相对等；新立的“总监督”则分属国家使节，握有“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並得依情形之需要，行使政治与司法权”。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其地位足够与天朝疆吏相对等。但惯以旧例比较新事的中国人却宁肯要一个与总商打交道的大班，而不愿意接受一个与官府打交道的总监督。道光十四年，律劳卑至中国，以“平行款式”致书两广总督卢坤，引出一派惊疑。卢坤奏告朝廷说：

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唠啤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係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至令轻视。

所以，他以不平行回应平行，“饬广州协副将韩肇庆，谕以天朝制度，从不与外夷通达书信。贸易事件，应由商人转禀，不准投递书函”。卢坤在天朝体制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放律唠卑的位置，因此执意要沿用大班的“旧制”，把他当作商人来俯视。然而律劳卑背着英王敕书，不肯把自己的位置从官界移入商界，昧昧然对天朝疆吏作仰视；是以“不遵传谕，声言伊係夷官监督，非大班人等可比，以后一切事件，应与各衙门文移往来，不能照旧洋商传谕。伊亦不能具禀，只用书文交官转递。”双方都代表了自己那个世界里的轨度，身后没有一点退让的余地。於是，为行使“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越波涛万里而来的律劳卑，便成了一个被关在门外的人。从夏天到秋天，中英之间由交涉而争执，由争执而中断贸易，並演为英国兵船闯入内河、轰击炮台，中国军队包围商馆、断绝供应。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精疲力竭的律劳卑已染上了热病，不得不从牛角峙中抽出身来将息，並在退回澳门不久之后死在那里。据随侍的医生判断：“他的病源是完全由於他在广州时操劳过度和忧虑不安所造成的。”律劳卑掀起了一场风波，也陪掉了自己的性命。在中国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失败者。卢坤奏报律劳卑之沮然而退说：

该夷自畏惧悔罪，吁求放行。据洋商转据各夷商两次禀求，遵照旧章，请领粤海关牌照，由臣等於八月十九日押递出口，该夷兵船亦即於是日退出。驶至外洋停泊。该夷目现在澳门寄住，极为安静，澳门附近洋面，现饬阳江镇师船巡查，陆路亦饬原派弁兵镇静弹压，地方甚为安谧，堪以上纾宸廑。

然而卢坤熟悉的只是“旧章”和“旧制”，他不会明白，在“英人通商广州，百有余年”之后，工业革命已经改变了很多东西。被吹胀了的自由贸易主义正在变成一种高声咆哮的力量。在他们那个世界里，这种力量搅动朝野，把翻滚起来的贪欲和亢急引向东方，立意要打破天朝中人限制自由贸易的通商制度。律劳卑是这种力量的一个代表。他在逝世前五十八天致书外交大臣巴麦尊，报告自己与卢坤之间的冲突，並申明：“不论监督处的退去或是由於武力的压迫，或是由於英国商人受迫害的结果，都应视为（两广）总督对英王的侮辱，而当予以惩罚的”。几天后，又在另一封信中说：“同这样一个政府交涉，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否则，“交涉不过是徒耗时光而已。”这些既愤怒又执着的文字虽然出自律劳卑的笔端，发抒的却是来华西人的普遍情绪。两年后，《澳门月报》（CHINESERESPOSITORY）有一篇文章演绎同一旨义，说得更加刻毒：

怯懦和傲慢是中国政府的两个显著特点。他们的行径，象一头乡村的恶狗。这个畜生看见没携着手杖的生客便狂吠起来；如果生客闻声放步走开，它就追上去，企图咬生客一口。可是，如果生客立着不走，反而转身并举起手杖对着它，它便退避三舍；如果生客竟把它痛打一顿，它此后就小心谨慎，不敢见人便吠，甚至俯首贴耳，摇尾乞怜，力图讨好被触犯的人。中国政府对待外人的作风和乡村的恶狗实在没有两样，这是为一般熟悉它的历史的人所深知的。

这些话都在呼唤战争，期待用武力向中国人传达自己的主张。在遥远的欧洲，它们很容易与追逐市场利益的内在冲突交织在一起，引发厂主与商人的强烈共鸣，推着国会和政府一步一步走向厉兵黩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