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鲁迅、储安平、陈寅恪等等。他们似乎不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就是与政治保持隔离的智慧。有没有一种知识分子, 既坚决地拥护政府、站在政府一边,又守护其独立立场,不失其批判意识呢?想来想去,在现代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好像非傅斯年莫属。
傅斯年是史学大家,也是最一流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除 此之外,傅斯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当然是讲自由的,但这一自由,按照哈耶克的意思,是法治下的自由。而自由的法治秩序,又不能依靠理 性的设计或革命的暴力所能实现,只能靠社会的自然演化,在有序的变革中逐渐达成。因此,自由主义往往不愿与政府作对,只要政府不是迂腐到了愚不可训,自由主义者倒是常常好为“帝王师”,走上层路线,自上而下地推行改良。
傅斯年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从大革命时代起,因为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的缘故,与国民党就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他的老师胡适 由于与国民党过不去,在上海提倡人权,受到政府的打压,傅斯年倒是一门心思扑在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上。他知道,在中国,要搞学术,首先要有一个 安定的环境。而中国的政治,若离开了国民党,便等于没有了政府。国民党不是没有问题,但还算差强人意,有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由于他重要的社会 地位,傅斯年到40年代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和立法委员,与最高层有了更多的接触,在常人看来,也属于政治上腾达一类了。
不过,傅斯年的拥护政府,绝非没有底线,如阿谀之徒一般。他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的“道尊于势”的原则。本来,傅斯年在社会上并不出名,正是国民参政会的大舞台,令他成为令人敬佩的公众人物。所谓参政会,说起来也是一个“说了也白说”的质询机构,但既然被请了来,自然不会以唱唱“我们是光荣的 参政党”为乐事,各路人马演起戏来,却是真枪实弹,有声有色。傅斯年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他最痛恨的对象除了反科学之辈,就是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腐败。常常带头发炮,打得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因此有了“傅大炮”的美称。
罗家伦有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叫做《元气淋漓的傅孟真》,里面说:“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台尔(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 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傅斯年的天性嫉恶如仇,看到 天下不平之事就要管,就要骂。一般名人到了他这个身份,就颇爱惜羽毛,胡适就是如此。但傅斯年偏偏任着性子,坦然地说:“我的名誉反正不佳,只求问心无愧 而已。”抗战结束,他以代理校长的身份,接收北大,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别人觉得有点过分,他却固执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 应该!”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的不宽恕。每次提到罗振玉,必加“老贼”二字,称之为“老贼罗振玉”。
不过,这些还是区区小事,“傅大炮”最为人乐道的,还是将中国两个最显赫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来。这两位掌管了国库钥匙的党国要人,在先后 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不仅纵容手下人贪污,自己也大捞好处。因为有最高领袖作靠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但傅斯年的眼睛里,却容不得半点沙子。他愤怒地 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的后半生,几乎大半的精力都在与特权阶级的既 得利益搏斗。陈沧波将这场斗争,形容为“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注6]士大夫阶级没有既得利益,有超越的公平意识,天然与既得利益者势不两立。傅斯 年,很有一点传统士大夫的豪杰气。豪杰气,不是每一代士大夫都会有的,按照钱穆的看法,只有战国、三国、唐代和宋朝的知识分子有豪杰气。豪杰气背 后必要有凭籍,三国和唐代的士大夫凭籍的是封建门第,是不可一世的贵族之气。但在战国和宋朝,贵族士大夫衰落,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他们一无凭籍,支撑他们 信念的是孔老夫子遗留下来的儒家道统。到二十世纪,传统士大夫消亡了,士大夫的精神依然存在,光大于傅斯年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也是平民出身,没有门第的荫护。虽然孔夫子之道已经被抛弃,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强大的道统:现代知识。傅斯年等现代知识分子正是凭籍新的知识道统,与政统中的既得利益搏杀。
新的知识道统,到二十世纪,不再是云游四方的孤魂,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建制,那就是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业和研究机构。傅斯年脑瓜子很清楚,离开了 这些知识根据地,知识分子将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这位当年五四爱国游行的总指挥,对政治虽然有兴趣,但正如程沧波所说:“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就看透了中国政治的不可 为:“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