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亲历历史”：我看《往事并不如烟》

自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那种让人满街争说的人物传记书籍似乎已经久违了。2004年伊始，章怡和女士的一册《《往事并不如烟》，终于再次点燃了读者们阅读的热情。事实上，那6篇现代中国知识名流的回忆文章，早已在网络上流传，赢得了极高的点击率和如潮的回应。

因为我是研究民主党派历史出身，章伯钧、罗隆基、史良、储安平、聂绀弩、张伯驹、康同璧母女这些名字，大多是我很熟悉的对象。20年前，当我还是一位留校不久的小助教的时候，曾经努力从故纸堆里、档案室中，以及对各种当事人的采访，去探索那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5年的冷板凳工作，让我一直自认对那段知识分子的历史，自己是很有些底气的。不过，读了《往事》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自负原来有点可笑：当年的我纵然再用功，悟性再高，所做的不过是隔靴搔痒，1957年，当章、罗、储那些右派们演出可歌可泣一幕时，我只是一个刚刚呱呱落地的雏婴。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有"所经之事"、"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三种，反右对于我不过是"所闻之事"，而对于章怡和来说，却是亲身目睹的"所见之事"。作为章伯钧的女儿，她具有一般人所不可能有的零距离接触，而且有情感的投入。你可以说这本回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我看来，何止是史料，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之下，那是一部至今依然活在心中的历史。作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与那段历史密切融合，所谓"亲历历史"（livingHistory）她虽然年龄太小，没有参与历史，但是她的情感参与了历史，亲历了反右那一幕。这使得章怡和拥有了一种类似人类学意义的"内在视角"，既沉浸在内，又有所超越。这是一种稀罕，是难得的独特。历史学家的水准再高，理性再强，也是一种"外在视角"，是借后来人的优越审视过去，尽管"外在视角"有它冷静的一面，但缺乏一种温馨，未免对当事人少一点"同情性了解"。

所谓"同情性了解"，有点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情景理性"（situatedrationality），你只有处于一定的具体语境中，你才能体会什么叫理性，才能判断什么样的选择是合理的、可理解的。比如，章、罗被扣上右派帽子之后，罗隆基死不服气，而章伯钧及时低头认罪。按照如今的抽象观念，罗铁骨铮铮，章是软骨虫。但《往事》中所披露的史料表明，章伯钧是为了保住下面一大批民盟会员而被迫背上十字架的。在章罗两位所处的具体情景中，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理性的：一介书生的罗隆基，他的桀敖不训表现的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而作为政治家的章伯钧，他的权变妥协所体现的是另一种责任伦理，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生活在阳光中的后来人，可以很廉价地在云端中展览高尚的正义，但惟有曾经"亲历历史"者，想说恨你才是不容易的事。

《往事》的笔触是细腻的，许多细微的场景、人物的对话细腻到了近乎历史小说一般。不少史家在惊叹之余，不禁怀疑这是否有作者事后的加工，是否可以作为一部信史。从史学家的专业角度来看，情节越具体，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许多传记作品，学生们常常搞不清什么样的书是可靠的。我告诉他们，凡是有许多对话，还有大量细节描写的，皆不足信矣!的确，这可以作为我们分辩史书真伪的最简便的标准。

从这一形式的标准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质疑《往事》的作者：难道您有现场录音么？您的记忆竟然像录像那般精准么？凭什么为那么多的对话打上引号?如何得知史良在印度市场上留恋的是"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这样的质疑有其道理，而且有一种历史观在背后作为预设，这种历史观是德国的兰克学派或中国的乾嘉考据传统，相信历史是客观的，回忆、研究历史的人，应该也有可能把历史的真相和细节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

不过，在这里，我很愿意为章怡和作一个辩护，告诉学生们：《往事》是一个难得的例外。的确，我们有理由以考证的眼光怀疑《往事》中种种对话、细节的客观真实，但假如我们换一种历史观，换一种对历史的理解方式，我们会发现，作者在这里所实现的真实，并非是"客观中的真实"，而是"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兰克学派对还原历史真相的坚信，其背后有一个上帝创造历史的信念，事实上，当历史过去了以后，它就死了，就已经完全碎片化了。当事人也好，后来人也好，要将真相还原出来，首先需要对历史有一种情感或知性的理解。也就是说，一个当事人，或一位研究者，当他回忆、考订、写作历史的时候，内心决非一片空白，必定有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情感或观念在过滤着历史。即使我们说这段回忆是客观的、真实的，这一客观的真实难免经过了主观性的淘洗。历史的真实不比自然的真实，它们离不开人的理解，离不开主观的想象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