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

章太炎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显然重在“以革命家现身”一面。至于“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因为与时代隔绝，似乎应了鲁迅的预言：“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各种章氏的传记、年谱等作品，前后两段的篇幅与时限全然不成比例。不过，历史人物生前的炎凉与身后的荣辱，常由时势作祟，并不一定体现其固有价值。而“革命家”与“学者”的价值体现，本来大不相同。因此，章氏究竟是作为革命家还是学者的影响更大，学术界从来见仁见智2。从清末到民国，章太炎一直双栖于政坛学林，“以革命家现身”虽然主要在辛亥前后，但即使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亦未稍减。乃师被指为“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之际，弟子们纷纷起而船头弄潮，由众多门生组成的太炎学派，在学术文化界叱咤风云，成为令敌友生畏的一大势力。按照当时的标准，师徒双方已成新旧对立，可是彼此鲜有冲突，不无相互呼应。这种现象显示近代普遍感到两难的学术与政治的新旧关系，并非如常人所见那般非此即彼，势如水火。此外，近年关于民国学术史的研究虽然引起越来越多的学人用力，进展不小，包括本人在内，主要还是集中于北方的新学界。而对南方学术，则多以南高学派为代表3。对于老辈及“南学”，则关注不够。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于旧京各校，此次北游对于了解民国学术文化界新旧南北冲突离合的种种诡异，颇具象征意义。探究其前因后果和复杂关系，在认识民国时期思想学术文化的风气转移和派分纠葛方面，当可深入一层。

一、太炎师徒

章太炎此番北上，主因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来避祸，二则举国抗日情绪高涨，欲代东南民众呼吁北方将领出兵收复东北失土。其间为待东南局势恢复平静而在平有较长时间之勾留，从2月29日抵达北平，到5月末南返，滞留约三个月。他先后在京津拜访了段祺瑞、张学良、吴佩孚等人，政治活动的收效显然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倒是先后讲学于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校，引起风气再度转移之中的故都学界连锁反应，影响所及，相当深远而广泛。

太炎北游，其执教于旧京各校的弟子门生理应招待。据黄侃、周作人、杨树达等人日记，3月1日、2日、4日、28日、4月18日、20日、5月15日、16日，太炎弟子多次以公私名义聚会，宴请乃师，作东及参加者有马幼渔、吴承仕、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刘文典以及先期避难而来的黄侃等人4。3月22日、24日、28日、31日、4月12日，民国学院、燕京大学、中国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和平民大学先后请章太炎做了《代议制改良之说》、《论今日切要之学》、《治国学之根本知识》、《清代学术之系统》、《今学者之弊》等演讲。4月18日、20日和22日，北京大学也请章太炎以《广论语骈枝》为题，连讲三次5，演讲地点在松公府研究所讲堂，共设座60个，国文学系占40，研究所国学门占20。据说章太炎的这几次演讲是当时北平学术界的盛举，听讲的人有许多专家学者。关于演讲的情形，亲历其事的钱穆有如下描述：

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

按照新派和今人的一般看法，此时章太炎已由革命的健将，变成粹然的儒宗，和与时俱进，不断趋新的弟子门生精神上背道而驰。但师徒之间情感融洽，礼数谨然，令旁观者感动于心。这与章太炎早年因为政见不合而“谢本师”，公开和俞樾断绝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其间的种种诡异，反映了五四以后新旧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民国学术文化界风气转移的时势变迁。

自1916年离京南下后，幽囚数年的痛苦回忆与新文化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势，都难以引起章太炎重返故都的兴致。在此期间，因缘浙省人士掌握北京各级教育大权的背景，太炎门生纷纷移席京师，其中多数人又加盟新文化派，鼓动欧化新潮，在输入新知，整理国故等方面成为思想、学术、文化界的要角，一时间“某籍某系”声势显赫，如日中天。而这时的章太炎，先是发起亚洲古学会，推崇“东方高尚之风化，优美之学识，固自有不可磨灭者”，以欧战的惨烈“益证泰西道德问题扫地以尽”，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坚持西方物质与精神文明均高于中国固有文化的主旨相悖，后来更深悔早年“妄疑圣哲”的“诋孔”之说为“狂妄逆诈之论”。对于主张或兼容新文化者，如蔡元培、胡适以及“古史辨”发起人顾颉刚，章氏均指名道姓，加以抨击，确有“渐入颓唐”，拉车向后之嫌。

新文化的浪潮冲击之下，在京的章门弟子也出现分化。激进者如钱玄同，鼓吹白话文，提倡拼音文字，主张今文经学，激扬疑古辨伪。稳健者如黄侃，对于同门诸人纷纷趋新大为不满，以“八部书外皆狗屁”斥责谩骂。以至《公言报》撰文报道，将两人列为新旧两派的代表。此事虽经刘师培和《国故》月刊社致函澄清，声明：“《国故》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而双方的对立还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不过，对于日益趋新的弟子门生，精神上与之渐行渐远的章太炎表现得相当大度，虽不时有所讽喻，公开的批评指责却很少见诸言论文字。章太炎本好讥评显达，只有对于弟子，向来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其实章门师徒之间的政见及学术分歧较之弟子们的彼此矛盾似乎有过之无不及，而且太炎弟子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条，其中还不无故意偏激之人。1920年代，中国政坛及思想文化领域波谲云诡，冲突激烈，章太炎对于新文化运动及国民革命均致不满，而与南北军阀政客颇多联系，“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又参与复古投壶的闹剧，在京的弟子门生大不以为然，周作人甚至效法乃师，在《语丝》第94期(1926年8月28日)发表《谢本师》，宣称：“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鲁迅对于太炎“自藏其锋芒”的言行“心窃非之”，“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对其人格却仍然表示极大的尊敬，诩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不能容忍文侩的奚落，表示“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以守师弟之道。吴承仕后来接受唯物史观，章太炎视为叛逆，吴的精神压力极大，但讲课时却对同学说：“太炎先生对他的老师表示决裂，写过‘谢本师’。我的老师不同意我现在走的路，我不会做出他那样的表示。”还撰文为章太炎用贵族的文字表达大众的愤慨进行辩护，强调其民族意识与一般复古论者不同。而“谢过本师”的周作人，不愿见“行似无赖子”的同门黄侃，却敢于见曾经“大不敬”的师尊章太炎。而章师也不予追究，应邀赴宴照相之外，又为书陶渊明《饮酒》之十八条幅一纸16，似乎完全不曾发生“叛师”的事。

仔细推敲，太炎师徒能够和睦相处，并不完全由于为师的宽容。1934年，吴承仕因为“近日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闻者群以为怪，交口訾之。”杨树达告诉传言者：“君与余看新书，人以为怪，犹可说也；若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此言不单指太炎早年宣传排满革命，也包括其入民国后对待新旧文化的态度。有学者据1919年初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今日青年之弱点》，断言五四前太炎在青少年心目中还不是太“古旧”的人。太炎本人的确有意调和新旧。如在“说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讲演中，他便明确表示：“近来有人提倡新文化，究竟新文化和旧文化，应该怎样才得调和，今天预备关于这层来说一下。”

以调和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化，在太炎的言行中一直持续。当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将整理国故引入新潮后，其参合新旧的角色作用更加凸显，这从他对国学的重新解说可见一斑。开始调和新旧文化时，他认为：“我国古学，论其大者，不过是经、史、小学、诸子几种”，而以诸子学等于“现在西洋的所谓哲学”。后来更按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的系统讲述国学，这其实是沿袭旧学的四部分类并借鉴西学加以调整。记录章太炎国学演讲的曹聚仁认为，年轻人研究国学的原因有四：其一，区分精华腐骨，便于取舍；其二，系统整理，便于观察；其三，找出国学的真面目，抵御社会旧势力“借国学做护符”的反动，以利于趋新；其四，找出沟通国学与西方文化的方法，以便“合理的迎纳”。至少在他看来，“太炎先生讲国学，的确是使我们满足求知欲望，并且是适应这四种需求的”。可见在社会青年眼中，太炎与不配讲国学的腐儒有着天壤之别。不仅如此，对于新旧两派弟子之间的分歧，太炎也以调和的态度息事宁人，内心或有然否，表面则不偏不倚。其间黄侃当面指责钱玄同放弃音韵学而弄注音字母和白话文，彼此“一言不合，竟致斗口”。从清末就反对罗马注音的太炎未作此是彼非的表态，只是急忙从中调停道：“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あいうえお’了啊！”意思是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应该团结救国。倒是钱、黄二人从此反目，再无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