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文化分层与西式学堂的引进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近代学生是随着新式学堂取代旧学书院出现的，而新式学堂又是伴随西学东渐进程逐渐引进和发展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西文化正面相撞，刺激强化了西学东渐的趋势。迄今为止，对于这一过程的探讨有两个明显的局限：一是以先进中国人的主观意向勾勒发展变化的线索；二是用正统主导文化涵盖各个文化分层，而多少忽视了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全面性体系化特征，对于不同层面不同区域文化的实际规范功能、反应差异与互动关系，及其对西学东渐的影响制约作用，缺乏具体认识和完整把握。从文化分层角度重新检讨西学东渐的开端进程，可以更好地认识作为中西文化传通的主要载体之一的新式学堂如何被引进接受，以及学生的地位、作用与局限。

建立在发达农商经济上的中国社会，至少宋明以后已经出现了官僚士绅的精英层、城镇市民的通俗层和乡土社会的民间层的文化分野日渐清晰的趋势，不同文化分层逐渐形成各自的规范功能，在大社会的共同性下表现出相异相悖的倾向特征。这种由社会分层决定的文化分层，在接触外来文化时，必然产生反应和作用的差异。

贵族官僚和士绅文化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及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殖民者咄咄逼人的攻势，以及异质文明巨大优势的猛烈冲击，一些经世派士人破除闭关锁国的心物障碍，承袭明清之际学习西学的先驱的精神主旨，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制夷。尽管战争是坚船利炮的冲击，而洋货是奇技淫巧的展现，但物质文明刺激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探索。他们不仅对传入中国、目睹身接的洋货洋器洋技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且试图通过片断的外来文化因子进一步观照外在母体文化的整体形态，寻找民富国强的源头秘诀。这种探索的目光也投向教育。例如魏源等人就发现，美国广设学馆，“以教文字、地理、算法”，故其人“文质彬彬”，“且人才辈出，往往奇异”。不过，魏源只是觉得那些“上通天文，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的外国人，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不得再以“夷狄”《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六十、六十一、七十六。目之。在他看来，夷之所长在于技，即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而没有认识到在理的层面西学可能优于中学，西方教育不仅使其人民普受教化，而且成为近代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对西学的优越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估价，使开明之士忽略了1623年艾儒略所撰《职方外纪》中对欧罗巴学制的系统介绍。

鸦片战争后，中外接触交涉逐渐展开。为了通晓“夷情”，国人开始注意西学，并逐步过渡到引进西式教育。一些开风气之先者在与外来之人、事、物的接触中，发觉泰西器利技精的原因，在于有大量专业书籍。如姚莹谈到他曾登上英国轮船，“见其酋室内，列架书籍殆数百册”。交谈之下，又得知“白夷泛海，习天文算法者甚众，似童而习之者”。而在中国，这些学问则“几成绝学”姚莹：《康纪行》卷三。感到在科技理论方面中学逊于西学。1860年代初冯桂芬、郑观应等人提出采西学、设学馆，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认识到“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浅而入精微”《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不仅公开承认自然科学的技与理两个层面中不如西，而且明确指出，只有认真系统地学习，才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由制器之技而格物致知之理，构成对西学认识进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提出了引进西式教育的必要性。

从鸦片战争到1860年代，有20年的时间跨度，刚好是一代人的兴替。仔细考察一下，其间在官绅士人层面明显存在一个学习西方的断层。证据如下：1．这20年中，清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趋新意向或变动，甚至已开五口的地方政权也很少相应变化。2．鸦片战争时期开眼看世界和学习西方的先驱们，到1850年代初，大都已将其探索心得以著述形式做了总结，却鲜有人实际尝试。而后起之辈则到50—60年代之交才崭露头角，在认识和行动上接续并超越前辈，而且只有郭嵩焘、冯桂芬、郑观应等寥寥数人。1850年代，这方面的言行明显处于停滞沉寂的低谷状态。3．一般士绅极少回应魏源等人的前驱主张。1859—1860年，郭嵩焘一再愤激地批评士子官绅“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四国新档•英国档》的保守惰性。这表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并未打开上流社会向西方学习的视野。如果没有后此及下层的变化，睁开的眼睛大有重新关闭之势。

如果说从镇压太平军发迹的洋务大员，是在与洋人的接触和对洋器的使用过程中认识到西文西学的重要，执掌朝纲的皇族亲贵则更主要是迫于对外交涉的压力。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开办便是明证。1858年因战败而被迫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凡有文词辩论，总以英文作为正义。”1858年6月30日，美国公使在《中美天津条约》签字后，又提出学习外国语文等4项建议。清政府虽可敷衍搪塞于一时，但因列强长驱直入，对外交涉失去地方缓冲，故伎重演，难以奏效。据说英法联军两度迫临京津时，该地区唯一的中国翻译是一名因案收管的广东人。恭亲王奕曾因无人认识巴夏礼一封中文信函的英文签名署期，在军情紧要之际耽搁数日。痛苦的外交经验以及外国公使驻京、总理衙门设置、直接交涉常规化的现实，使语言沟通成为当务之急。1859年2月，郭嵩焘上“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折”，首次提出要培养外语人才，以通夷情，“推考诸夷嗜好忌讳奕奏设同文馆时，只说：“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碍于面子，未提条约规定，实际上连对不平等条约订而不遵的本钱也丧失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