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近年王尔敏先生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照孙中山的演讲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派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缠绕之间所做的两难选择，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一、外来影响

孙中山后期在各种场合多次宣讲其经过改造的三民主义，其中针对世界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做出的回应主要有3次，第1次是1921年6月21日至30日在广东省第5次教育大会发表演说，其中提到：

有谓欧洲各国今日已盛倡世界主义，而排斥国家主义，若我犹说民族主义，岂不逆世界潮流而自示固闭？不知世界主义，我中国实不适用。因中国积弱，主权丧失已久，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提倡此主义，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去……故兄弟敢说中国欲倡世界主义，必先恢复主权与列强平等；欲求与列强平等，又不可不先整顿内治。所以众“伙计”今日要行积极民族主义，更要如日本之大隈、井上之两位苦志学生，方能有用，方能为中国主人，方能去提倡世界主义。（注：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8-559页。）

这次演讲，孙中山虽然回应了来自世界主义的批评，并且有针对性地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正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未涉及相关的人事。无论是国外的来源，还是国内的响应，均较含糊。时隔3年，1924年2月，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的民族主义第3讲时，再度详细阐述了对世界主义的全面反批评，他说：

英俄两国现在生出了一个新思想，这个思想是有知识的学者提倡出来的，这是什么思想呢？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不是宽大的；简直的说，就是世界主义。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德国，与及中国现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赞成这种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我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究竟世界主义是好是不好呢？如果这个主义是好的，为甚么中国一经亡国，民族主义就要消灭呢？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

以上两次演讲，孙中山主要是强调中国目前尚不宜提倡世界主义，只能宣扬民族主义。在一周后的第4讲中，孙中山进一步展开反击，并将重心转到揭露列强鼓吹世界主义，其实是变相的帝国主义这一方面：

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

孙中山的后两次讲话，由具体而一般，将其所针对的世界主义划出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并提示了可供追寻渊源的线索。

按照雷海宗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世界通史的提纲，其第42章“国家主义、帝国主义与和平大同主义”（丙）“反国家主义反帝国主义之理想”，实际上概括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世界主义，具体分为三类，即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与和平主义(Pacifism)。大同主义的理论家有英国小说家、文明批评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魏伯伦(Thorstein Veblen)，英国政治、经济评论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吉尔(Norman Angell)，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国际主义的代表理论家是担任过美国总统、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平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为俄国作家列·托尔斯泰(Leo Tolstoi)、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n Rolland)和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雷海宗的概括，勾勒出那一时期世界主义的大致轮廓，但概念的译名及各自的归属与其他人的分法颇多差别，而且有所遗漏。如胡适将Cosmopolitanism译成世界主义，认为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即新和平主义(New Pacifism)不同。他将安吉尔视为新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而马克思在许多人看来应当属于国际主义。这些差异反映出世界主义这一概念在具体指认时的含糊，一般人常常将世界主义、大同主义甚至国际主义混用，能够有所分别者也是因人而异。胡适晚年特别注意将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区分开，有学人称：“国际主义在意义上当然没有世界主义那么超越，其胸怀更小但却更注重各自之国。”（注：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也有学人认为：“古老的‘世界主义’也与现代的‘国际主义’不同，前者是关于天下一家的一种思想态度，后者则更落脚于超越民族界限制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4页。）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上述分析可以显示后来的发展趋势，但相对于当时的状况，或许过于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