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其章: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

和战之争，是甲午战争期间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清政府的对日战略决策的确定，与甲午战争的最后胜败关系至大。对此，历来多有论列和评说。然前此的研究存在很大不足之处，即一般皆着眼于帝后党争，并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为一回事。其实，甲午和战之争的情况相当复杂，远不是帝后党争所能涵盖得了的，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的关系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是一种什么关系？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中反取得胜利。”照此说法，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争不啻一部帝后党争史。这一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接受，笔者亦曾信之不疑。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此论殊难自圆其说，还是需要重新考虑的。

甲午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二者并不是同步的。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野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先是在6月中旬，日本已经派大军进入朝鲜，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占有绝对优势。于是，便提出各种借口赖在朝鲜不走，以伺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当时，清朝驻外官员看得比较清楚，建议速调兵力，加强战备。如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现在朝“布置若备大敌”，我“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复电不以为然：“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与王凤藻同见，亦致电李鸿章，提出：“似应先调南洋水师迅速严备，续备陆兵。”李仍置之不理，声称：“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不发，续看事势再定。”汪、袁认为，朝鲜形势一触即发，日本有备而来，必求一逞，我必须早为战备；李则认为，“拟必战”是为过虑，以避免“生事”为要，力求保全和局。此时，和战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但这种上官与下属之间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与帝后党争是完全无涉的。

李鸿章之所以认为和局可保，反对“厚集兵力”，是因为他相信“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故坚持主张“静守勿动”。就是说，将弭止衅端寄希望于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其实，这也是当时枢府内部的主流观点，幻想依赖列强从中调解，“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但这样保全和局，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一相情愿地企盼列强调停，到头来只能是空盼一场。到7月14日，日本终于露出狰狞嘴脸，由其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致送总理衙门一份照会，诬称中国“有意滋事”，并威胁说：“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这就是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预将挑起战端的责任推给中国，引起了朝野的极大愤慨。其实，早在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之前，有些官员已经觉察到日本包藏祸心，主张在军事上早为之备，采取主动。如御史张仲炘提出，“惟有速行决战”，以“夺日本骄矜之气”，“今既饬李鸿章为先发制人之举，仍当别练一军为绸缪之计”。侍读学士文廷式建议：“应请旨饬下北洋，无论旧练新募，速调万人，或由海道以迫汉川，或行陆路以趋王京，务使力足以敌。”光绪赞同此见，因有密寄李鸿章上谕称：“倭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前经迭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如今“第二次绝交书”的到来，自然会促使主战空气趋于高涨。

7月15日，即日本送致“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特颁谕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对日方针问题。光绪特命翁、李参加枢府会议，欲推动主战方针也。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称：“闻枢府把持，藩篱甚固，翁、李两公……特派会议。”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16日，枢府会议，翁、李皆主张增派部队，先调东三省及旅顺驻军速赴朝鲜，而庆亲王奕匡力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十分不满。据《翁同龢日记》称：“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谓：“(光绪)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又于当天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军机，定惟该大臣是问！”翌日在上书房，翁同龢奏昨日事，光绪谓“添兵仍准讲解”。但有一个条件，：“撤兵可讲，不撤不讲。”就是说，虽然决定增派兵力，仍不放弃外交的努力，以争取不战而和的机会，前提是日本同意撤兵。随后，光绪又私下告诉翁：“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可知光绪主战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的。正由于此，在朝廷内部，对和战问题的认识似乎取得了共识。津海关道盛宣怀电复湖广总督张之洞称：“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尚合拍。”即指此也。

两天后，即7月18日，枢府诸臣始复奏会议的结果，一方面称：“倭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另方面，又讲了四层意思：(一)“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二)“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著力，……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三)“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四)“现察倭人之意，以整理朝鲜内治、保其土地为主，只以中国允其商议不甚切实，但催令先行撤兵，是以未能就范。此时既派大兵前往与之相持，亦可不必催令撤兵。”此奏实是中枢内部和战两派妥协的产物，虽决定采取和商与进兵并行，却是以和商为主，盖与会的多数王大臣尚幻想日本“有悔祸之心”也。此奏显然与光绪“撤兵可讲，不撤不讲”的意思相悖，但光绪没有表示不悦，只谕催李鸿章“速筹战事”，其主战之意可知。

当时，许多主战的官员对枢府会议的复奏不满，如给事中余联沅奏称：“当此之时，能守而后可以言战，能战而后可以言和。……计必出于万全，事勿持夫两可。”“两可”者，系批评复奏首鼠两端，和战两歧也。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更条陈统筹全局集中全力击败日本方略，提出：“中国可以乘此机会，一意主战，……以必灭日本为成算，以一劳永逸为至计，以久大之量运之，虽三年克之不以为缓，以中国全力赴之，虽竭内地之人民财赋不以为惫，然后大功可收，全局可固。”其他坚持主战的官员尚多，毋需一一具引。与此同时，李鸿章则一直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保持秘密接触，还准备派特使赴日，与日相伊藤博文商谈和解办法。日本政府也表示不反对李的特使访日。这是丰岛海战爆发前两三天的事情。李派特使赴日就有消弭战端之法吗？原来其法就是赂日。据李氏幕下的吴汝纶《复陈右铭书》称：“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可知李派特使赴日不过是想在赂银的数量上讨价还价而已。所以，中枢内部和战两派的暂时妥协，并不表示在清政府内部和战之争已经偃旗息鼓了，而这时的和战之争也不能说就是帝后党争。

以上情况表明，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内，由于日本在朝鲜屡次挑起事端，以伺机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因此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战与和战两种主张的争论。光绪是主战的，而慈禧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也作出一种主战的姿态，所以，将当时的和战之争和帝后党争看成一回事，也是没有根据的。

还应该看到，帝后党争是发生于战争爆发以后。从此时起，和战之争开始成为帝后党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迄于年底，这场斗争终以帝党的屈服而告一段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如此，但和战之争还在继续，而且随着清政府推行乞和方针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一斗争逐步发展到它的高潮。所有这些，足以说明，不能说主战的就是帝党，主和的就是后党，和战之争只是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帝后两党之间的斗争形式，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完全联系在一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