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利用朝鲜问题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而西方的主要列强则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这次战争。西方列强的纵横捭阖,严重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并给当时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复杂性。因此,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应当拓宽领域,即从广阔的国际背景,从世界的全局进行研究,庶可更深入地了解战争的爆发原因、进程、结局及其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
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或先或后正式插手中日冲突的西方列强,主要有俄、英、美、德、法五个国家。其中,英、俄两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们的关系相当微妙,不仅构成了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日战局的发展及和战趋向。不了解这一基本事实,对中日战局的变化就很难有确切的把握和正确的认识。
甲午战争前,英国早就成为远东势力最大的殖民主义者了。英国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致力于维护并扩大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它不希望在同一地区出现新的竞争对手,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和地位,却越来越遭到其他列强、首先是俄国的觊觎和挑战。
在争夺亚洲的斗争中,英国和俄国本来就是老对手。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政府将对外方针的重心实行转移,把主要注意力从近东和中亚逐渐转向远东。这势必要同维护在远东的既得利益的英国发生利害冲突。1885年的巨文岛事件便演出了英俄在远东争夺的第一幕。1887年,俄国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以适应其东进扩张政策的需要。到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式开工,更加引起英国的严重关注。由于英俄两国在远东的利益根本对立,因此它们的相互疑忌和对峙便成为甲午战争时期远东国际关系的最主要的特点。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英俄是否也有利益共同的一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如果只看到英俄利益对立的一面,而看不到英俄利益共同的一面,是不够全面的。但是,对于英俄利益共同的一面,必须给予恰如其分的估计,而不能稍有夸大。所以,英俄两国在远东的利益冲突和对峙,是问题的基本方面,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当然,英俄基于利益共同的一面,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暂时携手,但这是问题的非基本方面,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过分地看重英俄的暂时携手而忽视其利益的根本冲突,就很难准确把握当时的整个远东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
长期以来,论者在探讨英国对中日冲突方针问题时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在甲午战争时期完全支持日本,鼓励日本发动战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英国对日本缺乏好感,一直带头帮助中国。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竟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确实是饶有意思的。
其实,认为英国完全支持日本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应该说,英国对日本有支持,也有抑制。至于何时支持,何时抑制,则完全取决于英国利益的标准。例如,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夕提议以仁川港为中立区,即会妨碍日本军队的登陆活动。不久,英国提出中日在朝鲜划区占领的建议,是要划出一条包括汉城和仁川在内的中间地带,中日两国军队分别驻扎朝鲜北部和南部,相互隔离开来,不仅使俄国无法乘虚而入并从中渔利,而且也堵塞了日本的军事挑衅之路。这当然是不利于日本实施其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的。稍后,英国又提出划上海港及其通道为非军事区,要求日本政府保证“不对上海港或其通道采取军事行动”,固然是对日本发动战争无从制止的表现,而在事实上却使上海成为中国保证安全的重要基地。所以,笼统地说英国完全支持日本,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英国对中日冲突所采取的对策和方针,有些在客观上是对中国有利的。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英国一直带头帮助中国。必须看到,在更多的情况下,英国政府的决策却是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的。正确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确实把握英中关系和英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英中关系和英日关系构成了英中日三角关系,而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英中关系和英日关系的反比例发展,正反映了英国远东政策的重心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