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流行语，如梁启超所言，此语虽是“张之洞最乐道之”，但已形成“举国以为至言”的局面。换言之，“中体西用”基本已成时人共识，说是晚清中国思想的主流，或不为过。不过，“中体西用”恐怕也是最被后人误解的近代核心表述之一，而且有些误解从当时就开始了；同样，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整合诸家之说，将“中体西用”表述得最为系统的张之洞及其用心所在，也迄今仍被许多人所误解。

“中体西用”的当时之义

过去讲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通常倾向于将其说成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也就是说，这一取向的重心是在“中学为体”之上。但若仔细考察当时的时代需要和张之洞等人的思想资源及其当下的关怀，则虽然各方面的人确实都有要维护中学之“体”这一根本目的，但他们在实践的层面，注重的仍是引进西学之“用”的手段。

在中国人心目中没有“西学”及其“体用”这一参照系存在之前，本无所谓“中学”，也不存在对应的“中学”之“体用”问题；如果没有被迫或主动学习西方即“西学为用”的时代需要，“中学为体”恐怕根本就不会成为士人所考虑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在晚清士人的中体西用这一体系框架的表述之中，“中体”的确置于“西用”之前，惟从其产生的历史看，“中体”实在“西用”之后。

从实质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士人在近代西潮冲击下逐步形成的一个变革性共识：即中国传统的政教模式已不适应当时的局势，必须有所改变，有所革新；而既存思想或知识资源又不足以因应当下的变局，故变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西方。如毛泽东所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这是许多近代中国士人得出的最后结论。

从魏源到梁启超（甚至更后）的许多中国士人都一直在寻找一个中西文化的会接点，希望能接受或采纳异文化的某些部分以整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从这个角度看，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表达的是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似的愿望。而清季不少讲“西学源出中国”的士人也不过是为了“投合吾国好古之心，而翼其说之行”；他们与讲中体西用的士人一样，希望在保持中国认同的基础上，为引进西方文化找依据。

若细察时人之意，恐怕他们的短程目的和重心都在“西学为用”之上。不仅《劝学篇》中讲“西学为用”的篇幅多于讲“中学为体”者，张之洞更明言中学也以“致用为要”，可知全书都重在一个“用”字上。更重要的是，张氏又说，如今言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在“设学”一节中具体指出：小学堂可以先艺后政，中学堂就要先政后艺，“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

这里的“西政”意味着什么？梁启超在1896年曾将西学分为“学”、“政”、“教”三大类（后者与基督教相关，可暂不计），今日属于“理科”的各学科多归入“学”，而“政”则不仅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囊括今日所谓“社会科学”以及“科技”之“技”（义更宽泛，似含“管理”和“研发”等），皆人类运用其知识于社会，注重实用，而有别于偏重学理的文、理科。后来费孝通也曾把人类知识分为“知道事物是怎样”的“自然知识”和“应该怎样去处理事物”的“规范知识”，与此分类相通。

“政”的这种跨越今日所谓文科和工科的包容性显然与后来逐渐为中国人接受的西学分类不甚相合，故此后“工科”的那一部分渐被“艺学”取代；张之洞所谓“西政”和“西艺”的区分反映出时人对西学的进一步认识，其“西政”大概更多指谓西方的各种应用性制度，与再后确立的“政治学”尚有较大区别（到20世纪初年邓实办《政艺通报》时，与“艺学”并立的“政学”约即时人口中的“法政/政法”，实更接近“社会科学”，开后来所谓“大法学”的先河）。

如果按严复所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这样的“西政”到底是“西学”的“体”还是其“用”？不少人可能会认为更接近“西学”之“体”，这或是大量晚清人迟迟不肯迈出从接受“西艺”到学习“西政”这一步的关键。然而，时人言用而必及西，已暗示中学至少在当下并无多大用处，至少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失传”。张之洞及其同时代人可以引为依据的思想资源，其实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