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救国：走向"文明"的康有为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稍后，正当梁启超因欧战的残酷而对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提出质疑之时，梁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写于1905年的《物质救国论》(此书承郭熹微教授提示，特此致谢！)正式刊印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使许多过去的趋新派如严复等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失望，梁启超便因此而更注重与之对应的东方"精神文明"。康有为那时所见却相反，他特别在1919年的"后序"中说:当年成书后即"欲布发此书，时吾门人梁启超以为自由、革命、立宪足以为国，深不然之；阁置久不印刻"。而"欧战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的观点不误，遂刊印此书以为医国之药方。

近代以"学战"为表征的中西文化竞争到1905年时胜负已分，西方文化优越观已大体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尊西趋新乃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其结果，反西方者也多采用西方的方式或以西来观念为思想资源。康有为那时强调从事西人所长的物质学，所针对的主要已不是中国的守旧观念，而是西来的自由、平等、立宪、革命等政治观念(用新文化人的术语就是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反其"精神文明")，这是全书的一大宗旨(由此益可见康的"后序"对梁启超的贬斥态度)。不过1919年的康有为久已退居中国思想言说的边缘，所以后来攻击梁启超"反科学"的胡适等新文化人便未曾注意到他们竟然有这样一个守旧的同盟者(当然也可能因康已名声不佳而不欲利用)。

《物质救国论》是康有为自戊戌出亡后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带总结性的反思，非常值得关注(并参看康当时所著的《列国游记》）。如果可以通过"关键词"来看康的主张，则他是以"物质"(物质学、新物质学)为手段以达"救国"之目的；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的"新世"，时代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战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管子学说(近于法家)便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物质学。

在康有为眼中，当时世界分为"新世"与"旧世"两部分，而前者是主流。所以他虽然以"物质学"(略同于今日所说的"科技"而稍异)为判断标准区分两个世界:"有此者为新世界，则日生强；无此者为旧世界，则日渐灭"；并注意到具体以"蒸汽电化之机"为表征的"机工之世界"和"劳手足"的"农世界"之两分，但他通常使用"新世"来概括整个世界，或者可说他认为"新世"的方向代表了整个"大地"发展的方向，与后来新文化人的观念其实相当接近。

他给"新世"下的定义是:"方今竞争之世何世哉?吾敢谓为军兵炮舰工商之世也。此数者皆不外物质而已，故军兵炮舰者以之强国，在物质；工商者以之足民，亦在物质。"在这样的"新世"中,"军国民(康全书皆将"军国民"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很值得注意)百业之待用，无一不资于物质之学"。故"物质学尤精、机器改良尤妙者，其国之强、民之富、士之智，亦因以进。军国之力与物质之学，相比较为升降之率焉，万国皆然"。一言以蔽之,"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且是否了解强弱概念的转变对国家的兴亡有直接的关系，俄帝彼得"知强弱之故，不在人民之多寡、土地之大小，而在物质工艺之兴盛与否"，故能兴盛；印度朝野"不知国之强弱在物质学，而但欲革命自立"，结果是亡国。

中国古代专意农桑，固因"人道之始，惟需衣食，圣人因人道而为治"。然而所谓五口之家田百亩的农耕生活基础上那种衣食足而教化兴的"治化"之境，不过是"士人数千年所想望而未得之者，徒令千年八股家赞叹想慕如神山楼阁而已"。实际上，当时欧美山野僻氓的日常生活已是中国"公卿之所不及"，而其工作之馀的休闲享受更有"古天子之奉"。中西之间"劳逸美苦恶乐之殊科悬绝"若此，都因中国以农立国而物质学未开，故即使尧舜再生、伊周执政，也"不得不止于此"。但似此"民生之劳苦俭觳，国体之不壮美丽都，今欧美人必极笑之，或且以为朴陋近野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