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强项;即使在中国从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也要回应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近代中国史研究),又要适应中国内地本身的学术语境。尽管我们今日的学术作品从思考的概念、使用的术语、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即论文、评述、书评和专著)可能更多是西式的,但是,西方以及我们自己的学术都处于日益变化之中,当各方的变化未必同步时,同是“西式”的研究之间也可能出现新的差异。
也许可以说,我们的学术表述实际面对着两个或更多“问题意识”相当不同的“对手方”(这里当然有中外文化或者“国情”的差异,此非我所欲讨论)。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学情”的差异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内地的研究虽然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其“对话”的程度似仍不足;一些外在的研究动向,如近年杜赞奇(PrasenjitDuara)、王国斌(R.BinWong)和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著作,都较多针对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东亚研究的现状(后两者也涉及西方对“世界史”的整体认知),不一定都特别适合于中国大陆的学术语境。
如柯文(PaulCohen)总结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然而正如柯文所说,他写该书时“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他们阅读此书,好像“旧友之间正在进行的‘谈话’的一部分,由于彼此交谈多年,因此对表述讨论的语言已十分了解”。他也曾担心“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后来因看到“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隔离”而“终于打消疑虑”。
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译本出版十五年的后见之明看,我没有柯文教授那么乐观。尽管该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但就像李大钊曾说的:“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支持或反对傅斯年关于“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提法,便率多视为口号,却很少认真审视作者之原意;不少今人援引“在中国发现历史”亦颇类此,故此语流通传播虽广,其“形象”倒还真有些模糊。
从我看到的国人对该书的接收和反应看,不少中国读者不仅未曾有意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有时无意中反倒从中国史家的立场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该书译者林同奇教授在《译者代序》中曾特别申论“移情”的作用,我们有些读者对《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解读,就比较接近“移情”在精神分析学中的本意。
一方面,确如柯文所说,“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使西方史家曾试图“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能得。换言之,中国史家的中国史研究也不够“中国”,在基本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层面,与柯文等“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并无大异;不过是从各种“局外人观点”中选择了某些部分而已。这大致是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也已达到离不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的程度了。
不过,任何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学术积累的影响虽可能无形而实相当深远,对史学而言,资料、专门知识、学者习惯、学术传承、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学术传统的形成,特别是一定时期内相对定式化的学术思维方式,对具体研究的制约甚大。而柯文所见“两个世界”曾经“相互隔离”的时间对任何个体学人而言其实很长,在此隔离期积累而成的学术传统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时间会更长,故其改变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有形的“隔离”即使全不存在,无形的难以“沟通”还会持续相当的时日。在努力沟通对话的同时,也要觉察到从“问题意识”到成果表述等多方面的既存差异。
许多赞赏或仿效“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国人似乎并未注意到,这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贯彻的研究取向。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若认真看,毛泽东在论述“两个过程”中列举的近代基本事件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将此与以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为三大高潮,并以之为主线来认识近代中国(据当年的分期,仅指1840—1919年)的取向作一对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说实际淡化处理了十九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