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的周年,一个最容易与“记忆”相连的日子。后人的“纪念活动”,往往撷取被纪念者的一些部分而“发扬”之,其实也多少修改了历史记忆。然而记忆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惟多在无意有意之间而已。“五四”周年从来纪念不断,有人甚至以为纪念对象已被“放大”太多,有人则觉得“五四”精神并未被真正理解,大约也都各有所本,各见其所见。与“五四”相关的人物,亦多有类似命运,被想念、遗忘;赞颂、责骂;仰慕、厌弃;享受不同待遇,而其所凭藉的本相,反可能迷离恍惚,有时或也不过是捕风捉影的“摹拟”。胡适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90年前,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所谓梦想,也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西哲和中国先秦诸子的长处,就在敢于作乌托邦式的理想。实际上,“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很多人早年的乌托邦式理想,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对于相信“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胡适来说,他也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并且的确做到了。
至少从留学时代开始,胡适梦寐以求的就是为祖国造新文明,后来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表述为“再造文明”(包括物质与精神),此即他毕生一以贯之的志业。胡适希望“折衷新旧,贯通东西”,对内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以解决社会民生的基本问题;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问题,达到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将中国建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这一大目标,到他撒手仙去之时,恐怕自己也不会相信是很成功的。
不过,胡适常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诩。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当年的开风气之功,已足名留青史;其实际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以他爱引的那句话“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来说,自从胡适回到中国,这“不同”是明显而实在的。
从长远看,胡适最持久的成绩或在于大力提倡和推动我们今日正在使用的白话文。在可预见到的将来,白话文大概也不会被取代。书写和口语的差异,或使当代人的沟通产生困难;变动不大的文言,却能弥合异代间的鸿沟。文言被迫淡出书写领域的功过,也许还要较长时段的检验才更清晰。但无论如何,以白话“统一”书写和口语,可说是近于“书同文”的“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了。
而胡适更多的遗存,似乎还是在当下的推动,不论思想还是学术,政治还是文化。
当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时,连老辈梁启超也追随参与,并与胡适竞开国学书目。吴稚晖则以为,胡适基本是个纯粹的“文章士”,而梁启超还可能有事功方面的贡献,故明确指出,国学书目一类事“止许胡适之做,不许梁卓如做”。吴氏公开讽劝梁启超放弃整理国故,而致力于提高中国的物质文明。虽然他的实际指谓,仍只是希望梁启超多说与“造机关枪”相关的话,最多也不过“议政”而已。
但吴稚晖因此提出了一个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却有些意思。他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吴氏显然同意立功胜于立言的传统观念,主要从事功一面看人物的历史地位,并似将事功定义为参与和影响实际政治。不过,如果把事功的界定放宽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在“苏文熟,吃羊肉”的时段,东坡的社会影响虽表现为诗文,又何止于诗文。
基本上,在皇帝也希望作之君作之师的时代,士人想要立功立言兼具,是很自然的。这样的思路显然一直传承到民初,胡适在留学时“讲学复议政”的愿望,就是一个明确的表述。从个人的自定位和世人的期许看,胡适未必仅是吴稚晖眼中的“文章士”,大概是个介于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人物。他那震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建立起近代中国史学革命“一个全新的典范”。而该书开风气的作用还不止于中国,罗素就认为其英文本在西方汉学界也起着典范转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