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初,山东泰安马庄的一些乡村读书人,接受美国神召会五旬节主义的宗教经验,组织农民建立了一个兼有农场、教会、工厂、医疗所和学校功能的基督徒社团,尝试了一种所有成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基本取消私有财产,生老病死由团体负责的新型大家庭生活。这个团体的正式名称就是“耶稣家庭”(以下简作“家庭”),规模最大时仅“老家”就达五百余人,还曾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百余个规模不等的“小家”(以下讨论均为“老家”)。
这一信徒团体的创始人和长期精神领袖名为敬奠瀛,出身于马庄的破落之家,然仍能到学校读书,其间也从当地名儒那里接受过所谓“封建正统文化的教育”,因其就读的泰安教会中学停办,他的学历也终止于此。敬氏似乎生来就较关注彼岸世界,他曾求仙问道,读中学时先反对基督教,继而皈依基督教,这一转变据说与一位美国女传教士有些关系。中学停办后,敬奠瀛被同一教派的泰安教会医院聘为传道人。
那时马庄一带已形成一个以敬氏亲友为主的基督徒群体,共有十多人,多是“读旧书”的乡村知识分子,都有一点田产。1919年春,敬氏因感到中国穷困极大的原因是“人而无道,彼此不信,有钱有能都归无用”,提出创建一个信徒团体。他们稍后以集股方式开办了一个“圣徒信用储蓄社”,是个兼具教会功能的小商店。这一群人的书卷气味相当明显,商店虽设在乡间,却不甚知道村民的实际需要,“开张时进了一篓茶叶,七年都没有卖掉”。由于商店经营不成功,他们在1926年又改办为半工半读的“蚕桑学道房”,次年正式更名为“耶稣家庭”;如其自述:“弟兄姐妹十五六个人,就这样男耕女织地过起共有共享的集体生活来”。
据参与者的自述,“家庭”的具体生活方式似多从基督教中得到启发。在泰安,他们明显受到所谓“灵恩派”的神召会那“圣灵”复兴活动的感染,通过唱灵歌、跳灵舞、说方言等活动“见证”主的“恩典”,仪式间常感动到痛哭,个人身心也体验到被“圣灵充满”的愉快和能力。但是,“家庭”本身的组织基本是自发的,与外国传教团体无关,且因其与灵恩派的关联,被长期拔擢敬奠瀛的泰安美以美会领袖韩丕瑞(PerryHanson)视为“异端”,导致双方断绝关系。
尝试这一新型生活方式当然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也有许多困苦和体制的调整(这得益于开创期放弃了订立章程的打算,而以《圣经》为准则,使制度开放而具有较大的波动余地),但在熬过惨淡经营的开创十年后,在抗战期间获得空前发展,达到前面所说的规模。抗战后国共争战,其间双方都曾占据过马庄一带,而“家庭”在这段时间也获得了全国基督教界的广泛注目。1949年后“家庭”也曾尝试与新政治体制共存,最后于1952年在政府主持下“分家”,共组建了138户小家庭。
这就是陶飞亚所著《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讲述的故事。全书共八章,其中第二至第六章基本叙述史事,而开局和结尾各一章则为相关的理论概述和分析。作者很愿意将其讲述的故事置入所谓中西乌托邦思想的跨文化比较理论框架之中,有评论者以为这抓住了运动的本质,体现了作者的见识。从本书看,“家庭”的参与者确实“愿神旨在地如天”,想在地上建立一个有“大同、共产”色彩的天国;但也许这本不过是一种乡村大同理想的平民尝试,他们恐怕不知道什么中国外国的乌托邦。
作者自认中国传统的乌托邦思想虽源远流长,却并未形成体系,少有关于财产婚姻家庭等细节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而《圣经•使徒行传》则明确提供了“可以付诸实践进行操作的办法”,故泰安马庄的“家庭”得以把世俗文化中说到做不到的事推行了几十年。有意思的是,为本书作序的裴士丹(DanielH.Bays)教授却特别看重本书将“家庭”描绘为“彻头彻尾的中国运动”;在裴教授眼中,本书展示出的“家庭”大部分活动几乎与外国传教运动无关,却事事与中国通俗文化密切相关。
在“外国传教运动”与“中国通俗文化”之间,其实还有非常宽阔的空间。究竟“家庭”在操作层面的思想资源来自何处,还值得深入思考。如敬奠瀛等一些略有家产者在开创期间都曾“破产”兴教,这与中国传统的“破产兴学”非常相类,然而敬氏自称“家庭”实行“破产”是依据《使徒行传》中耶稣的教导,这个见解也为作者所接受。当事人的自述确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性,但若裴教授的解读不是曲解,则“家庭”的思想资源完全可能是混杂的,既有作者愿意强调的外来基督教色彩,也有裴教授愿意看到的“中国通俗文化”内容。
这个问题也牵涉到作者试图探讨的基督教在中国乡村所提供的“思想动力、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假如像著名基督教神职人员赵紫宸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类“风动于平民之间”的基督教团体,“实在只等于从前的迎神赛会”;则上述“思想动力、组织能力和凝聚力”似另有渊源。或许“家庭”的特殊性正在于此:不仅后之史家所见各异,这个被定义为基督教团体的小组织很早即被韩丕瑞等正统外国传教士视为“异端”而予以否定和排斥。
美国史家柯文(PaulCohen)曾说,史家“提出什么问题”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往往决定着在数量无穷的史事中“选择什么事实,赋与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译本1页)。据说有一种既存看法,即乌托邦在中国一直停留在思想形态,而没有转变为系统的社会实践。陶先生希望纠正这一观点,他也找到了需要的答案,果然在泰安看到一个现世的“中国乌托邦”。惟对敬奠瀛等人而言,“大同”或许比“乌托邦”更能“说事”(makesense)。
中国古代关于“大同”有二说,一是《尚书•洪范》所谓“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那一段。今日一般所说则是《礼记•礼运》篇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受过所谓“封建正统文化的教育”的敬奠瀛显然熟悉中国传统的天下和谐理想,他有一首名为《耶稣家》的诗歌,被陶先生认为是“家庭的宣言书”。这诗一开始就说:“耶稣家,爱充满;少者怀,老者安;鳏寡孤独也泰然,病养死葬各得所,宾至如归有余欢,残废格外有恩典。”随后更以“男耕女织各守分,能者多劳愚者闲”来诠释什么是“靠主生活不费难”。这样的“宣言书”与《礼记•礼运》篇相似之处实在太多,而“能者多劳愚者闲”则明显可见《庄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