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但他在临危受命出任首任驻英大使以前,曾有一段因“反腐”反受打击、仕途受到重挫的痛苦经历。这段经过,当成前车之鉴。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18岁那年,他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拚弃浮词是湘学传统,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至友。
虽然郭嵩焘曾考中举人,但后来接连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就在回家居丧这几年,正遇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而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都曾犹豫不决,而郭嵩焘则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他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唯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直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值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进一步对他说,南书房笔墨之事并不多,然而之所以命令你到南书房,“却不在办笔墨”,要他“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明显对他寄以厚望。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颇有些今日“挂职锻炼”的意思。1859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挂职锻炼”应少管事的道理,反而尽职尽责,结果僧格林沁更为不满,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府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所以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