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说爱伦堡,还是在“文革”初期的少年时代。当时的大批判经常提起他的小说《解冻》,斥之为“苏修”“反斯大林”的代表作,是株大名鼎鼎的“大毒草”,以致“解冻”后来一直成为“某种思潮”的代称。但几年后,他的《人. 岁月.生活》中文节译本却在一些青年中“热烈地”悄悄流传。“热烈”, 是因其在圈内争相传阅,无缘“传阅”者甚至以听“传说”为快;“悄悄”,是不能公开阅读,若被告发,则会受到迫害,所以读此书要冒相当的风险。这个节译本原是“文革”前为“大批判”作为“反面教材”而翻译出版的“内部发行”本,发行量极少,只有相当级别的“高干”才能读到。主事者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此时一些青年对“文革”的热情早已冷却、甚至已深有“幻灭”之感,这本书却对他们起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反使他们从中对“当代”西方文化有些许了解。几十年后的今天终于读到公开发行的全译本,往事、今事一齐涌上心头,确令人有种说不出的感慨。
生于1891年的爱伦堡少年时代即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7岁入狱,19岁到巴黎深造。十月革命后,他参加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后以记者的身分长期外驻西欧,与西欧文化界关系既深且远,甚至成为苏联与西方文化关系中一条重要的“纽带”。这部一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写于60年代,作者详叙了从记事时起到50年代中自己经历的人与事,大到两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小至周围一些同事的个人嗜好。他的特殊经历,使他与当时俄苏和西方的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等大量精英人物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而与文化艺术界人物的交往更多、更深,书中所着笔墨更多。他有种特殊的才能,对每个人的描写无论着笔或多或少,或粗或细,都栩栩如生,格外传神。慢慢读来,一幅生动丰富的20世纪前半叶欧洲文化界的历史图景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真切感受到当时的时代、社会氛围,甚至可以从中看到欧洲一代知识分子心灵、精神的发育史。更有意义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成为深受俄国精神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刻。
一
左倾,无疑是那个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主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作为战地记者,爱伦堡亲眼看到了现代化战争的残酷:“ 死亡是机械式的”。看到双方的战士奋不顾身,英勇作战,互相残杀,他感叹道:“这些人大部分是好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正在保卫祖国、自由、人类的尊严;然而他们却不过是一台巨型机器上极小的零件罢了。”(上,第177 页)
对于欧洲和俄国知识分子来说,“一战”成为美好的“昨日的世界”和“可怕的今天”之间的分水岭。在精神上,许多知识分子也陷入狂热之中,他们以近于迷狂的语言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鼓吹对敌国的仇恨和战争,提倡极具蛊惑性的英雄主义,对群众的激情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只有罗曼. 罗兰等少数知识分子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虽成为众矢之的,被责骂为胆小鬼、失败主义者、堕落、叛徒、内奸、民族的敌人……但仍与这种煽动战争、仇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其实,罗曼.罗兰等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这种理性的英雄主义最为难得。只有经过巨大的浩劫之后,普遍的狂热才能渐渐冷却,理性的声音才能被社会听见、接受,反战、和平终于成为普遍的情绪和愿望。然而,精神的深创巨痛并不因战争的结束而平复,旧的价值、观念悚然轰毁,人们在精神的虚无中痛苦彷徨,热切地追求新价值、新世界。
十月革命,填补了他们价值的虚空,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同时给平淡无味的生活带来强烈刺激,使他们在令人沮丧的现实中看到理想之光。对那些艺术家和人文知识分子而言,俄国革命更具浪漫色彩,因为他们天生无拘无束,不愿受任何体制、习俗和种种规范的束缚,对任何“体制”都报有反感,抨击体制、权力、金钱……对个性的压抑。推翻旧体制的俄国革命使他们空前兴奋起来,以为迎来了一个没有“体制”、自由自在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