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起草修建铁路奏折的幕后人物

1876年2月7日下午，即将出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拜访翁同龢，大谈经世抱负，欲天下皆开煤矿，全中国遍修铁路。又说今日洞悉洋务者只有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三人。南洋大臣沈葆桢在铁路问题上的态度其实并不开放。这年，洋人修建淞沪铁路，但被沈葆桢收回拆除了。福建巡抚丁日昌打过这条废弃铁路的主意，想把它迁移到台湾，后来又建议将台湾铁路改马车路，其经费移购铁甲舰。对于丁的第一个构想，李鸿章极为赞赏，他告诉丁：“兄曾发狂论，以为朝开铁路、电线，夕死可矣！”而对丁日昌更改主意，李鸿章深表惋惜：“方盼我公为中土开山老祖，而今已矣！”在那时，郭嵩焘、李鸿章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拥有铁路、电报、铁甲舰，他们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

李鸿章想自己来做中国铁路的开山老祖。1880年底，清政府因交涉收回伊犁，准备与俄国开战，李的老部下刘铭传被朝廷传唤，经天津进京觐见。他向朝廷递呈《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提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建议借用外资，先修清江浦(位于江苏淮安府，为漕运总督驻地)经山东至北京一路，以利漕运。此奏是清廷内部第一个正式提出的铁路构想。

刘铭传的倡议，其实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奏折的起草人，为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和著名清流陈宝琛。《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后来分别被《刘壮肃公文集》、《桐城吴先生日记》和《陈文忠公奏议》三部文集收录，吴汝纶的公子吴?]生还加按语：“此疏先公创稿，今谨编入日记中”。这种情况，学术史上极为罕见。吴汝纶当过李鸿章幕僚，为李捉刀，在当时是常事。陈宝琛如何参与其事，并将奏折收入自己文集，情节尚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对于筹划这件具有深远意义的文件所带来的荣誉，相关人士都很在意。

内阁学士张家骧上奏反对修建铁路，他列举三大弊端：一是清江浦非开放口岸，若铁路造成，商旅辐辏，必较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觊觎，何以应之?二是铁路沿线遇到田亩、屋庐、坟墓、桥梁，是平毁还是让民众迁徙?火车电掣风驰，必至贻害民间；三是建设铁路会影响招商局海运收入，恐怕从前投资无法取偿。张家骧请朝廷“宸衷立断，将刘铭传请造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莠言。”上谕命李鸿章悉心妥筹具奏。张是光绪帝的师傅，帝师们多与皇帝生父醇亲王关系密切。他的奏折，显然大有来头。

不久，李鸿章按上谕要求，呈递《妥议铁路事宜折》，支持刘铭传主张，对各种怀疑和反对观点进行解释，对张家骧“三大弊端”说进行回击。李的奏折，涉及建路主权保障、公司制运作、专项投融资自行平衡外债等诸多内容，力破陈见，大胆创新，发前人未发之言。这篇文字，由他另一位幕僚薛福成起草。薛福成几年前曾写过《创开中国铁路议》，这十来天，又仔细阅读了马建忠所撰《铁路论》，以作参考，可见李鸿章这次铁路奏议，有雄厚的人才在幕后支持。

李鸿章曾向张佩纶坦承：

铁路一事，鄙人蓄之十年，明知与世龃龉，未敢骤发。刘铭传书问久绝，比应召而出，谓专以此献之朝廷，方服其识力之勇决。倘不乘斯时敷陈事理之必当行，负国负友兼负平生矣。张家骧所驳三大弊，乃粗俗之见。业经详具一疏，剀切上闻，即使阻于廷议，后世必有踵而为之者，勿令笑我辈之拙也。

当时保守力量之强大，超出李鸿章想象。张佩纶密告李：“铁路闻兴献不以为是”，兴献隐指醇亲王。翁同??也在日记中记录醇王找他长谈，翁随后“为醇邸拟复李相(鸿章)信稿，极论铁路一事，凡数百言。”同时，翁自己又给李鸿章单独写信，通报情况。从“拟复”二字，可知李鸿章先前曾给醇亲王写信，显然是做沟通解释工作。

接到醇亲王和翁同??的去信后，李鸿章被迫转向。他复函醇亲王，继续为铁路辩护,但口气变化，说中国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但今尚非其时，似须俟诸数十年之后。

官场中真正去过欧洲、乘过火车的前驻英副使刘锡鸿，也上奏反对铁路。他说“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并详细例举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

刘锡鸿与李鸿章的辩论，是中国上层社会对发展现代交通、推广现代企业制度、引进外资、经济发展与民生等国家发展战略问题的论战，对晚清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这场辩论中，反对意见占据了上风。刘锡鸿的奏折，从今天看来，显然是农本经济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市场经济冲击的哓哓诡辩，但在当年，却提供了反对铁路的有力依据。故刘锡鸿上奏同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兴办铁路利少害多，费用巨大，若借洋债，流弊尤多。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这场震动朝野的大讨论，就这样戛然而止了越十年。1891年，薛福成将《妥议铁路事宜折》以《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为题，收入自己的文集《庸庵文续编》中，并加注云：当年，刘铭传上疏请开铁路，李鸿章支持其说，都中议论汹汹，有如大敌将至。主持清议的张之洞、张佩纶，虽心知有益，未敢昌言于众，遂作罢论。现在，张之洞总督两广，主张修建卢汉铁路，再过一二十年，又谁知讥铁路畏铁路者，不转而为誉为盼也？

又越一百一十八年，我坐在京津城铁列车上撰写本文。如今两地间通行时间，仅区区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