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三）

我们的这种局面的改变是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抗日战争——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但是，抗日战争它所取决的是整个国际战局和反法西斯力量的一个综合的胜利，并不是中国的独立力量去战胜的。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一次国运相搏。战前，倭国的谋略就非常明晰，它要通过甲午战争不但打败中国，还要割断朝鲜同中国历史悠久的联系，最终通过征服朝鲜来征服中国，最后控制整个亚洲。甲午战争中，倭国准确地按照了这个策略进行军事扩张，战后倭国不仅夺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马关条约》还使得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偿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中国经济陷于崩溃，也使得倭国得以运用这笔巨大的赔款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从而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于后来的中日关系影响非常大。

我这里简单地讲一下《马关条约》以后对倭国带来的契机。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军费实际开支是2亿日元，相当于它1893年正常财政开支8000万日元的2.5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向倭国赔偿了2亿两白银，又因为赎回辽东半岛而追加了3000万两白银，总计是2.3亿两白银，折合成英镑大约是3700万，加上我们分年偿付的利息350万镑——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3.64亿元日元。倭国去除它的战争成本，它纯粹从中国获得的赔款，也就是说它的战争纯利，是1.7亿日元。

战后倭国拿到了中国的这笔赔款以后派在什么用途？首先，倭国把中国的战争赔款运用于军事扩张，从1896到1902年七年间，倭国陆军的扩张费达到5400万日元，海军的扩张费达到了1.25亿日元，合计是1.79亿日元。这笔巨款使得倭国军队进一步扩张，为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奠定了军事基础。第二，倭国把当时所获的全部赔款加上中国偿付的利息，价值4000余万英镑，全部储存在英国的苏格兰银行，然后从中提出7260万日元作为银元兑换准备金，完成了倭国从银本位变为金本位的币制改革，这样就使得倭国迅速地迈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第三，倭国用中国的赔偿建立了三项基金：一个是花3000万日元建立了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一个是花1000万日元建立了灾害准备基金，第三是用1000万日元建立了教育基金。他说这个钱在平时可以用于这三个基金，到了战时全部卖出这些基金，就可以用作军需。

这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倭国在《马关条约》逼迫中国偿付了巨大的战争赔款以后，它拨出2000万日元送给皇室，作为感谢倭国天皇节约皇室费用来发展倭国海军，现在倭国战争打赢了，他们拨出两千万日元让皇室用于他们的消费。这个事件正好同中国满清皇室在战前大肆挥霍国家有限的财力，而对于军事准备投入不足，海军经费被运用在修建颐和园等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使人感慨万千。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从1896到1897年，倭国的经济开始进一步的起飞，倭国的国家财力得到大幅度地提升，从此，中日两国的国运就在甲午战争之后迅速地拉开了距离。

今天的中国早已摆脱了任人欺凌的屈辱地位，国际地位、综合国力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来纪念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怀念历史，更多地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已经拥有了和平发展的环境，在我们同学们自己的感受当中，似乎战争、动乱都是别的国家相当遥远的一个新闻，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我们实在还是处在动荡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各种力量的消长，使我们必须以全新的目光审视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讲，21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希望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并不取决于单方面的良好愿望，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台湾局势，都唤醒我们要时刻回顾历史，居安思危，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主持人：感谢姜鸣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的确，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学习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对于今天我们面对的局面产生一些警醒的作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想和您交流一下，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看中国近代的海军史，看他们的种种失败，其实就折射出了中国近代化过程当中的种种困境，种种困难。那么根据您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您觉得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姜鸣：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中国没有在这个改革中触及到体制的变化，它本质还是用一些材料去裱糊那个破房子，来维持那种旧的封建秩序。这种变化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的话，那种器物层面、物质层面的改变最终不能使得中国振兴起来，也不能使得中国在外来的那种危机当中寻找到自己的出路。

主持人：那为什么同样是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倭国的改革可以触及到它的制度，而中国的改革却没有办法来触及它的本质呢？

姜鸣：我觉得倭国抓住了一个根本，他的明治维新就是在世界十九世纪的动荡变化中学习西方从政治体制到现代科学知识、到教育，整个一整套的体制它都学过来了。在中国，当时那种封建的东西非常强烈，它只是在皮毛上学习，在物质层面、器物层面上的一种学习。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主持人：另外，既然您今天的演讲题目提到了李鸿章，我想李鸿章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人物。其实对于李鸿章，我想我们在座很多观众也应该都非常地了解，对于他的人物塑造、人物形象，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当中是经历过很大的变化的。小时候在教科书当中，历史书会把他描述成为卖国贼，出卖了中国的领土。前几年有一些电视剧，包括《走向共和》，又把他塑造成了另外一个方面的人物，说他是杰出的外交官，杰出的政治家。但紧接着有学者指出说，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他也没有能够逃脱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他会行贿受贿，并不是人们想像当中的那样的一个理想的政治家。所以既然您对近代史有研究，那么您对他会怎么评价？

姜鸣：我觉得李鸿章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他具备两重性。一方面，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中高级官员中一个最了解西方的人，他所具备的世界眼光，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使得他对于防止那座大厦马上就坍塌下来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就是我刚才已经剖析过的，李鸿章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他不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我觉得过去的历史学界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特别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苛责前人，就是说，李鸿章你签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是中国失败的，你就应当承担，因为你签了这个约，你就是一个卖国贼。是不是签约的人就是卖国贼？我觉得这很肤浅。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就不应该简单地就事论事说谁在那个条约上签字，那很多人说我不签字，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从这个角度上说，李鸿章有他当时的责任感。但是，我不太同意认为李鸿章这样，就一切都可以为他辩解了，他就是一个改革的政治家了，因此就是如何如何了。他毕竟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事业的失败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清政府曾经给他很大的信任，非常大的权力，但是这些事情最终没有弄好，他也有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