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北洋海军何以覆灭？

许多年前，当我刚开始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的时候，就读到台湾师范大学王家俭教授的《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1984年12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王家俭在中国近代海军史领域所作的极为认真细致的开拓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些年，王家俭退休，移居加拿大，他克服了眼疾带来的诸多不便，依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学术研究，终于将其积四十余年专研海军史课题的深厚心得，著成《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2000年4月在台湾出版。读到王家俭的大作之后，我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作了推荐，经过潘振平、孙晓琳先生的努力，终于在去年底出版了大陆修订版。

王家俭出生于皖北农村，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师大，曾在中学任教。1960年考入台湾大学史研所，师从郭廷以，研究方向先为魏源及明清思想史，后又转向中国近代海军史。王家俭因成长于抗战时期，耳闻目睹日军种种暴行，胸中充满无限愤懑，进而追思近代中国积弱之源，深感甲午战争海军的败绩，海权的沦丧，诚为关系其后历史发展的一大枢纽。海防、海军与海权三者实为一体，海洋与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发展关系至深且巨，因此乃下决心研究海军史，以期唤起国人的海洋意识和对发展海军的重视。

王家俭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史有着独到的贡献。早在本书出版前，他已对近代海军史作了扎实的研究。诸如清末海军留学生，过去只能从中文资料中知道其派遣时的筹划，而缺乏对其在英国留学情况的详细了解。王家俭在《清末海军留英学生的派遣及其影响》的论文中，通过对英国海军部档案的研究，搞清楚了前后三届学生在英国留学和实习的基本状况，从而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又如1886年北洋海军访日期间发生的“长崎事件”，经王家俭广博征引中、日、英文原始资料，在《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一文中将事件的前因后果论述得极为清晰。中国近代海军，是中国人引进西方现代军事技术的产物，作为新式军港，在旅顺港的营建过程中，既有中国洋务官员的策划和各项施工组织工作，又有德、英、法国各种势力的介入和先进技术理念的引进，王家俭在《旅顺建港始末》一文中，以丰富的中外史料为基础，从建港背景、建港决策、工程实施过程、中外人士对于旅顺建港的评价等角度，很好地将这个近代海军建设的重要课题予以阐述，尤其是深入开掘了过去不太为史学界关注的总办旅顺营务处道员袁保龄的功绩。至于海军衙门这一清末海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由于不是传统常设衙门，前后仅存在了十年，以往人们对其组织结构、分工执掌几无所知。王家俭通过仔细发掘史料，不仅搞清了海军衙门的组织结构和沿革脉络，甚至连总办、帮办及各部门的管股章京名单也考证得一应俱全，使我们了解到掌管近代海军最高决策机构的，全是一批从未接触过海军的旗人，或为纨绔子弟，或为候补官僚，或为贪官污吏，根本不知其所司何事，仅把海署当作钻营奖叙、争权夺利的场所，从而对探索近代海军的失败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近代海军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多种研究专著纷纷面世，但王著问世，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王家俭大量掌握中外史料，尤其是早年利用在伦敦作访问研究之机，收集了英国海军部档案，为其他研究者所不及。王家俭所作的系列研究，不仅具有开创性，也是他写作本书的重要基础。同时，他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加上近年来新的思考，使得新著精彩纷呈。

通读全书，我觉得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论述很有特色：

一是海权思想同国家战略的关系。海权是海军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王家俭早于1978年就在《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一文中予以阐述，1992年又发表论文《魏默深的海权思想——近代中国倡导海权的先驱》。在本书中，王家俭更是加以深入讨论。开卷伊始，他援引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马汉的名言：“历史学家一般都不大熟悉海洋的情形，对之既无特别的兴趣，亦无特别的知识。而于海洋力量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之深远决定性的影响，遂因此而予以忽视，尤以海权史的研究更为如是。如所周知，利用及统治海洋，在世界史上实为一重大因素，但若寻求与展现其在某一时机的正确方向，亦属不易。”马汉的名著《制海权对18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1793－1812年历史的影响》出版于1890年前后，马汉的学说当时就震动了世界。制海权第一次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英国人为之倾倒，法国人把马汉的著作印发给海军的每一艘舰艇，日本也很快出了译本，用作军事院校和军舰舰长的必读书。惟在中国，则无人问津，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方有节译本，甚至到了1997年，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海权论》仍是一个选编本。马汉研究，成为巨大的空白。王家俭写道：“所谓‘海权’，并非仅指海军一端而言，而实有其复杂的内涵。除马汉所说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大小、人口数量、国民性格和国家政策六大要素外，还可以包括商业生产、海外航运、殖民基地、国际市场、强大海军与有效的制海权等因素在内。换言之，海权思想乃是一种西方海洋文化的整体丛结（integratedcomplexity），绝非仅以海军为限。”他还进一步指出：“中日两国同因西方海权国家之挑战，而以建设海军作为回应，但其结果却使中日的国势为之全面的改观，种下其后日军屡次侵华的悲剧。抚今追昔，亦可憬然海权观念的强弱，影响国家者是何等的深远。”这一观点，与他早就提出的“李鸿章的海军思想局限于自我防守的战略。他没有积极进取的海权观念。虽然他设想训练一支有铁甲舰装备的强大海军，……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日本最初也和中国一样，只注意海防，随后，部分由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影响，日本人的海权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政府向人民灌输重视海权的思想，同时作出向海外扩展的紧迫计划”；“中国和日本地理和历史上的差异导致两国态度的不同。不同的观念导致中国和日本海军的不同发展”的批评是一脉相传的。王家俭对海军史的研究，已经进入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他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之处。所以王尔敏先生认为：“家俭此作，即足以提示往时建立海军之必要，以及经营运用之疏失，正予后世用作检讨参考，取法取戒，以策将来……此家俭用心宗旨所在，冀希望我全国上下警惕反省，勿使国家再次沉沦。”海峡两岸，当同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