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海外学者张灏先生发表论文《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检讨了传统中国为什么开不出民主宪政的思路，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缺少一种“幽暗意识”。称之为“幽暗意识”，是指“对人性与人世中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尽管人有其尊严的一面，但是也有其根深蒂固的堕落的一面。将这个维度引进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认识，便会着眼于建立种种制度上的防范，尤其是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化。
生于忧患，思“幽暗”
崔卫平：早在1900年代初期，就读到你关于“幽暗意识”的大作片断，非常感兴趣，但一直苦于找不到更多的阅读材料。您的这本《张灏自选集》对于大陆读者，是一个满足。能否谈谈你这个想法的形成？
张灏：酝酿了很久，差不多有十多年到二十年的酝酿。当然，也和我本人的经历，和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密切的关系，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天翻地覆时代的回应。我出生在抗战前一年的1936年，这个日子很重要。在抗战过程中，我从一个婴儿变成一个有记忆的少年，因此对这些灾难有一些深刻记忆和体验。我生在厦门，第二年就随父母逃难到重庆，住在沙坪坝。那是一个嘉陵江边的小村庄。我最早的记忆是和跑警报分不开的。那时候天气一好，大人就发愁了，日本人的飞机就要来了，我们就得往山洞里跑。记得有一天回家，发现村里的房屋都被炸毁了，印象最深的是在破瓦颓垣的荒凉中，就剩下一个大棕绷床，床中央不知从何飞来的一块大石头，那异怪的景象，在我四五岁记忆的开端?留下一个恐怖的阴影，至今在梦魇中仍然有时浮现。
崔卫平：２０世纪的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们这一代，都是在一种不同程度的动乱、破碎、分崩离析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很小的时候，就伴随着某种对于世界的紧张、焦虑的感受。
张灏：1949年我随父母到了台湾，1959年我到美国读书，之后曾经有过一长段时期思想左转。我在书里写过，对大陆的发展一直很关心。尤其是，当我读到来自大陆的一些有关祖国建设的报道?例如把祁连山上的水灌溉祁连山下，把沙漠变成绿洲的计划，使我非常兴奋而神往。大约说来?左转的年代?我的心态很像３０年前文学里面所表现的，满脑袋尽是“大我”、“民族”这些观念。“文革”的经验对我产生很大的震荡。使我开始反思。我开始意识到我从前对民主的理解太抽象?忽略了民主里面一些防范权利腐化的成分。但在“文革”所产生的劫难和悲剧中，我却深切地体认到了。总之，在我生长的过程中，对２０世纪的“人祸”，我直接、间接有些体验。这些体验是与我的幽暗意识是分不开的。
崔卫平：您用“幽暗意识”表达这个维度的存在。那么，它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有什么不一样？
张灏：“忧患意识”是感觉到周围世界出了严重问题，危机四伏，因此产生一种忧惧与警觉感。因此，忧患意识认为人的忧患，人世的阴暗主要来自外界，而人的内心却是我们得救的资源。发挥人的内在“心力”，可以克服外在的困难，消弭忧患。幽暗意识不一样。它提醒我们要结合人性、人心内部的缺陷来看待外部世界的问题，就着人性作一个彻底的反思。很多看起来是外部的灾难，正是由人本身、人性中的缺陷、堕落所造成，人可以提高自己的人格，但归根结蒂，那是有限的。与之相反，人的堕落却可以是无限的。对于人性中幽暗的这一面，必须要有十分的警觉。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张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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