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三）

四“枢轴时代”的影响

一般学者在讨论“枢轴时代”时，因为受韦伯的影响，很容易只注意这些不同的文化的世界观取向，也就是说这取向是入世的或者出世的，而忽略了这世界观背後的原始理念的内涵结构。实№上後者的重要性绝不下於前者，至少在两方面，它对後世文化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

（一）就道德文化而言，它开启了後世的“德性的精神伦理”。如上所示，生命的原始理念呈现一个有著三段结构的发展过程，这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面向当然是道德。不错，这道德面向在不同枢轴文化的重要性有著程度的不同，例如这面向在印度文化传统就不如在中国与西方那样突显，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是印度“枢轴时代”所开启的生命道路（sadhana）的理念中的基本一环。因此在各文化中，这德性的精神伦理也有著三段结构，表现於下列的图式：现实生命所展现的自我→道德转化的途径→道德自我的实现与完成。不用说，这三段模式在各文化都有不同的道德内容，但如果我们抽离後者，可以看到这种精神伦理的目标都是实现超越世俗的理想人格，也可说它代表一种以圣贤英雄为企向的精神伦理，这种伦理我们可称之为“超凡伦理”或者“非常伦理”，以别於在近现代世界日益普及的世俗伦理。後者也是韦伯与泰勒（CharlesTaylor）所谓的“日常伦理”（ethicsofordinarylife），它起源於基督教新教伦理所衍生的变种，主要指以家庭与工作为生活中心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在近现代世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德性伦理原有的内在深度性，也就是对内心精神转换的重视。而“非常伦理”正是要求超越家庭生活与职业工作的要，在道德精神层面，对人格作一质的转换。不错，日常伦理在近现代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谁也不能否认：由“枢轴时代”所开启的非常伦理，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在西方、中国、印度以及世界其他文化地区，一直维持一种行为典型的地位。

就西方而言，这种“非常伦理”在近现代以前的道德文化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是很显然的。西方近代以来，一方面因为超越意识在西方文化逐渐隐退，另一方面，由於德性伦理後面的精神信念与理性基础日趋动摇，德性伦理的影响自然在锐减中。就其作为社会一般的行为规范而言，它的份量当然不能与日常伦理相比。但就西方现代的伦理思潮而言，它仍不失其主要的地位。

在印度文化传统，自“枢轴时代”以来，德性的精神伦理有著更持久的影响。《奥义书》所凝聚的原始理念与德性伦理，透过不同的管道，如史诗《神赞》（BhagavadGita），以及印度中世纪以来根据对《奥义书》不同的诠释所形成的各种宗教学派，在近代印度的文化域仍维持很深广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甘地所代表的印度独立运动，充分反映发源於“枢轴时代”的德性精神伦理在近代印度的道德文化仍然是一股鲜活的力量。

中国在“枢轴时代”产生的德性伦理，特别是透过儒家思想的传承，对传统的道德文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即使在近现代，儒家道德体系受到极大的冲击，但受到震荡最深的是儒家以礼为代表的丁范伦理。而儒家的德性伦理，虽然就特定的圣贤君子的人格理想的实质而言，影响已减弱许多，但追求一个理想的人格与社会的精神动力似乎并未动摇。百年来，革命这条思想道路，所展现的志士精神与烈士精神以及乌托邦的理想，就含有不少德性伦理追求终极与完美的精神畴素。

总之，综观现代三个主要文明地区的道德文化，绝非是日常伦理全面垄断。“枢轴时代”所引发的德性伦理与非常伦理仍然是人类道德文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同时在今天普世伦理的讨论中，它也势必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体系。

（二）“枢轴时代”的“超越原人意识”，不但对後世的道德文化，而且对後世的政治文化也有突破性的影响。要认识这影响，我们必须以古代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为出发点，那就是在古代世界文明的三大中心都存在一种特殊的王权制度，其最大的特色是它奠基於一个信仰：地上的王权是根植於神灵的世界，也就是说王制是人世与宇宙秩序结的枢纽。惟其如此，王制才有它的第二个特徵：政教合一。在这种体制之下，国王是政治袖，也是宗教袖，是人王也是法王。这种体制可称之为“宇宙王制”（cosmologicalkingship）。

古代雄峙西亚与东地中海地区的两大政治圈──古埃及以及近东两河流域前後崛起的大帝国，都是以宇宙王制为其政治制度的核心。在古印度文明，政治域的重要性次於宗教的域，王权的发达远不如近东的大帝国。但是宇宙王制也是古印度政治域的一环，例如在“枢轴时代”来临以前，笼罩古印度的吠陀（Vedas）思想的一个重要成分──国王加冕丁礼（Rajasuya），就反映宇宙王制的存在。因为其繁复的丁式的主旨，是透过国王的加冕丁式使宇宙秩序定期复苏重振，这主旨很清楚是以宇宙王制的基本观念为前提：王制是结人世与宇宙秩序的枢纽。

宇宙王制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甲骨文所见的殷王祭祀，殷王不单是上通神灵世界的管道，也是合政教於一身的君王。西周以降，以天子为称号的普世王权更清楚地反映宇宙王制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地位。

以宇宙王制为古代文明的制度背景去看，“枢轴时代”的一个重大意义在於制度突破的契机出现。而这突破的关键就在於原人意识中的超越观念，以不同形式内化，形成人的生命有一个内在核心的理念，使得一种重要的政治意识在那个时代破天荒地出现：人的生命在宇宙王制之外，与超越有独立而直接的关联。如果宇宙王制在人世的权威主要系於它是通向神灵世界的管道，则人的内在心灵也可因为直接通联超越而形成一个独立的意义与权威的中心。这就是佛吉灵所谓的“心灵秩序”（orderofsoul）。当然心灵秩序是否真能在人世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意义与权威中心，形成二元权威，还要看别的文化条件是否存在，例如超越意识在形成的过程中是否有观念上的夹缠与架空，以及超越意识内化以後的取向（例如是入世还是出世）等等，但至少“枢轴时代”出现的超越内化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中造成了二元权威中心的契机。

这个政治文化的契机在西方文明後来的历史演变中是逐渐实现了。主要因为在“枢轴时代”，古犹太教内出现了先知运动，不但在古代近东的宇宙王制之外产生了高度的心灵秩序意识，而且把这意识化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权威中心思想起点。这起点经过日後西方文明的繁复发展，特别是中世纪时基督教会的演变，终於制度化为西方的政教分离的历史趋势，也因此造成西方近代以来发展民主与多元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印度在“枢轴时代”以後的历史发展虽与西方很有不同，但也有其独特的二元权威出现。首先，在“枢轴时代”以前，印度已有僧侣居四大阶级之冠的社会。古婆罗门教的《奥义书》与佛教思想出现以後，心灵发展的重要性自然在文化上特别受到强调，诚然由此而产生的心灵秩序，因为《奥义书》与佛教思想的基本出世取向，并未与政治秩序形成尖锐的二元对立的紧张性，但僧侣的崇高地位毫无疑问更形巩固。因此，宇宙王制虽然存在於古印度文明，它始终未能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权威体制。总之，“枢轴时代”出现的心灵秩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印度传统的政治次序一直被一个宗教传统所凌驾，而处於较弱的地位。

在中国晚周的“枢轴时代”，儒家与道家思想都曾出现一些心灵秩序的意识，在思想上突破了宇宙王制的牢笼。道家这种意识集中在《庄子》的“心”的观念，於魏晋时代曾经产生与政治社会权威在思想上的紧张性，反映於当时的自然与名教之争。就历史的重要性而言，道家思想在这方面的发展不能与儒家思想相比。原始儒家，从《论语》到《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都清楚地显示：天命与心灵这两个观念在逐渐地结合，形成一个在天子的政治权威之外有一个独立的心灵秩序，由之而产生二元权威的思想契机。这契机在以後的儒家思想传统的发展很不稳定，时隐时现，若断若续，以致二元权威的思想一直未能在儒家传统畅发与确立。但契机始终潜存，因此近现代以後，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催化之下，二元权威观念的发展终於有了一些突破，在中国近代知识份子的政治意识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反映了“枢轴时代”对中国政治文化长程发展的历史意义。

此外，在这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相应於“心灵秩序”与二元权威的契机的孳生，“枢轴时代”也出现了不但就政治文化，而且就道德与知识文化而言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那就是作为独立社群的知识份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场。上文提到，在“枢轴时代”以前，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泰半是被“宇宙王制”的政教合一体制所笼罩，因此上层阶级中的知识菁英，没有文化条件与思想资源可以使他们从政治导阶层分化出来。即使在古埃及，上层统治阶级含有强大的僧侣教士集团，但因为古埃及的法老（Pharaoh）体制是典型的宇宙王制，僧侣集团虽属宗教袖，仍是为埃及王服务，受其节制。故大致而言，知识菁英作为独立的社群是在“枢轴时代”首次出现，以超越的代言人的地位而与政治袖有分庭抗礼之趋势。从此这种传统型的知识份子登上历史舞台，在政治权威之外，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几个主要传统文明发展的一大特色。

大致而言，“枢轴时代”以後，在各个主要文明传统，传统型的知识份子，在知识化（intellectualization）与例行化（routinization）的影响之下，分化为“先知”与“师儒”两个类型，前者追踵“枢轴时代”的知识份子的典型，继续本著以超越意识为基础的理念对政治社会的权威发挥不同形式与程度的批判意识，後者却变成各文明传统的经典学术的研究者与传授者，往往不具政治与社会的批判意识。

降及近代，“先知型”的知识份子仍然很活跃，他们承袭来自传统的天责感与使命感，认同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理念，特别是来自欧洲启蒙运动的理念，继续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在世界许多地区，近现代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大变动，特别是法国、俄国、中国的三大革命，都与这传统“先知型”的知识份子有密切关系。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著现代化加速展开，这种传统“先知型”的知识份子的社会文化角色，狻有日趋隐晦之势，代之而起的是人数日增的专业技术型的知识人，後者常常以他们的专业技术性的知识为社会各行业服务，但缺少文化的通识与理念去省察与批判现存社会结构的各种安排与措施，因此可以说他们往往无法与现存政治社会结构维持批判的距离，因而完全为之吸收。这也就是近代意大利马克思学派的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Gramsci）所谓的“有机型知识份子”（organicintellectual）。

在当代社会，这一类型的知识份子不但人数众多，散布於社会各层面，而且有导社会、主持政府的趋势，这种情形与现代社会失去大方向而有畸形发展很有关系。因此近年来西方有识之士呼吁现代社会要“公共知识份子”（publicintellectual），强调知识份子对社会要有关怀，同时又能超越专业知识的局限，以人文通识与文化理念来认识社会的要，对政治社会作省察与批判。今天要产生这类型知识份子的文化条件当然与传统型的很不同，但无可否认，“公共知识份子”在精神与理念上是很接近传统“先知型”的知识份子，可以说是後者在现代世界的翻版，可见“枢轴时代”所形成的人格典型与社会类型，在今天仍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就政治文化而言，“枢轴时代”出现的超越内化观念还是另外一种思想发展的根源，对於近现代世界的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这个观念使得超越意识所涵有的终极意识与无限精神变成人的内在本质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一个理念：人的生命可以有著彻底的自我转化能力，如果配上入世取向，这种自我转化的观念很容易进而形成另一种观念：由群体的自我转化可以通向人世的改造与完美的理想社会的出现。这就是现代社会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种因。在印度文化，这种群体自我转化与入世取向由於它强烈的出世精神而未能彰显。但二者在西方与中国文化透过不同的发展，有著不同程度的彰显。因此，近现代的三次社会大革命都是在这两个文化域发生，绝非偶然。

总之，今天从人类文化长程的发展去看“枢轴时代”，首先就其特徵而言，我们必须不要以一些概括性的认识，如超越性、批判性、反思性等观念自限，而能进一步看到“超越的原人意识”是那时代几个主要文明的思想突破的共同特徵；同时，只有透过原人意识，我们才能真正具体地看到“枢轴时代”对後世的影响与其历史地位。就历史影响而言，我在上面已经约略地说明了原人意识对後世道德文化与政治文化的重大意义。同样重要的是由原人意识所产生对人的了解的一些基本观念与问题，在今天以及在未来仍具有活生生的意义，例如知识份子与政治社会权威的关系问题，德性伦理在人类未来的道德生活的地位，以及人类道德¤值的普世性，都可以从“枢轴时代”的原人意识的观点得到新的启发。因此，我认为“超越的原人意识”是今後进一步研讨“枢轴时代”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意义的一个起步点。

《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第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