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

作者简介

张灏，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1936年生，安徽滁县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著作：《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转型，1890-1907》、《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意义与秩序的追求，1895-1911》、《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等。

如所周知，“枢轴时代”（AxialAge,800-200B.C.）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Jaspers）在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观念。他指出在那个时代，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西从东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华北，南至印度的恒河流域，都曾同时产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他原来的构想中，中亚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出现也是包括在“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不过近年来学界对祆教是否开始於那个时代，已有怀疑与争议。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我们仍然可以说，世界三个主要文明，西方、中国与印度，在它们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

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对历来有关“枢轴时代”的认识与研究，作一些大略的检讨，更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对这时代的历史意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看法。

一、西方学界对“枢轴时代”的看法

西方学界第一次注意到“枢轴时代”这个历史现象是十九世纪初叶。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J.P.Abel-Remusar）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在古代东西几个主要文明的区域，大约同时发生空前的思想跃进。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拉苏斯（Lasaulx）在他的论著已经把这个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去反思。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文化历史现象，虽迭有讨论，到今天，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仍未给予这现象应有的重视，推究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承袭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一向是从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构去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很难看到非西方地区（如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思想跃进有何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影响，韦伯（MaxWeber）所代表的学术传承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如所周知，韦伯对非西方世界几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发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但是因为他的思想架构是建筑在西方文明特殊发展出来的理性观念上，他虽然对中国与印度传统文化都有专著，却并未重视这些文化在“枢轴时代”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的影响。

韦伯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传人，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Parsons），在50与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观念为出发点，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统一的演化架构内作比较研究。不错，他也曾提到公元前六世纪以後在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圈内发生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breakthrough），但谈到古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他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与以色列是他所谓世界文明演化的“苗社会”（seedbedsocieties），而中国与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韦伯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是二次大战後在西方盛行的现代化观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学界的一条主流思想。这条主流思想在近年来，透过贝拉（RobertN.Bellah）对宗教演化（religiousevolution）的论著，特别是艾森斯塔特（ShmuelN.Eisenstadt）的比较文化研究，开始正视“枢轴时代”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对“枢轴时代”的认识是否会对西方学术主流产生影响，尚在未定之天。

这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学术主流之外，对“枢轴时代”这观念也有一些反响，这最重要的当数西方现代思想家佛吉灵（EricVoegelin）巨著，《秩序与历史》（OrderandHistory）。佛氏完全不同意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对“理性”这观念所作的狭隘理解，因此他在评¤世界文化的发展时，可以对“枢轴时代”作相当同情的了解，但问题是他跳出了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的小框子，却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以古希腊与希伯来的精神思想为本源，从这本源的深处他吸收了一些对宇宙与生命的感受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此为根据他纵览世界文化的各主要发展，给予古印度与中国文化在“枢轴时代”所出现的思想跃进很高的评¤，但最後就生命与历史的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认为後者可以与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在同时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相提并论。

上面说到在西方学界主流内外对“枢轴时代”这一论旨所产生的一些反响，但这些反响却经不起西方学界在近三十年所涌现的一股强大思潮的冲击，这股思潮就是一般泛称之为後现代主义。这股思潮在两方面对“枢轴时代”的讨论间接地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後现代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否认主体意识对了解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而主体性的重要性正是“枢轴时代”论旨的一个前提：这个时代的出现正由於当时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体意识产生了突破性变化，否认了这个前提自然使人无法看到“枢轴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後现代思潮与“枢轴时代”论旨都重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但後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高低发展之异，而前者则因为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而否认不同文化之间发展程度的高低差异性。二者在这方面观点的不同，自然使得“枢轴时代”这观念在後现代的思想圈没有引起兴趣。

上面的讨论不但使我们了解为何“枢轴时代”的论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学术界与知识界受到广泛重视，同时也可反衬今天重提这论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一方面它可帮助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认识“枢轴时代”这个文化现象，我们也可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进而看到人类的一些共有经验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区形成内容不同的思想跃进，而这些跃进给此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二“枢轴时代”的起因

探讨“枢轴时代”这个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会问，为何这个现象发生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地区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这个现象在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同时出现？原因是甚堋？这发生缘起的探讨当然是重要而且极饶兴味的问题。西方学者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认识这现象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些学者曾以文化散播（culturaldiffusion）的看法作为答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文化现象先在一个地区出现，然後散布到其他地区。鉴於“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在不同的文明地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与思想内容表现，这种文化散播的说法当然很难成立。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各文明的历史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刺激与回应去解释“枢轴时代”思想突破的出现。例如德国学者亚佛得．韦伯（AlfredWeber）就曾指出公元前2000-1000年间，印欧游牧民族从今日俄国南部向外移动，四处迁徙，在公元前1000年以後开始与当时几个主要文明地区接触而产生冲击。因此他认为这种人口大迁移所造成外在环境的刺激足以解释为何印欧民族迁徙所至之处，当地人民受到震荡，对生命产生新问题与新思想，由此而有“枢轴时代”的思想创新。

此外，欧洲学者魏尔（EricWeil）也曾经从环境论的观点提出类似的解释。他指出“枢轴时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各文明发生崩解的过程中产生。这不是偶然，因为文明的崩解代表当时人对社会现状不满，而不满自然产生改变现状的希求，从而有突破的可能。因此他认为文明的崩解可以算作突破的一个必要条件。

这种环境的解释，失之於太简单，不能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就崩解导致突破这个解释而言，首先在事实层次上，就很有欠缺。不错，中国的枢轴突破是出现於东周以封建宗法为基础的文明体系的崩溃过程中。就古印度的枢轴突破而言，它是发生於公元前800-500的年代。其时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有些重要变化，但印度文明体系的整体并未进入分崩离析的状态。至於公元前800-600年发生於古以色列的枢轴突破，以色列是当时西亚文明的边陲小国，随时都受著外来侵略的威胁，内部分为南北两个小王国，也不无政治的动荡，但大致而言，西亚文明体系的整体并未崩解。至於古希腊，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逐渐变成城邦林立的文明，当枢轴突破开始发生於公元前500年前後，希腊的文明体系并未处於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因此，所谓崩解→突破之说，就事实而言，只是一些模糊影响之谈。同样重要的是：即使有文明崩解的事实，正如亚佛得．韦伯所指出的古代人口大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与破坏，这些都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但历史证明这些大规模的环境钜变在别的时候并不一定激发思想创新，例如公元四至五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时，蛮族入侵，欧洲陷於分裂，并无思想突破、文化创新伴之而来，何以独独在“枢轴时代”有此结果？环境论对此没有回答。

持环境论的学者，有时针对“枢轴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立论，去解释当时的思想钜变。例如奢帕（RomilaThaper）在解释印度“枢轴时代”佛教的兴起时，就曾特别强调公元前1000年以印度恒河流域发生了古印度史上所谓的“第二次城市化”现象（secondurbanization）。这现象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变化，如铁的开始应用、马的饲养、犁耕农业的出现以及市场经济相应的发展，连带新政治与社会组织的演化，这些所形成的历史环境的剧变，自然给人以世事无常的感觉。这就是佛教的基本观念之所由起。因此，他认为就佛教的兴起而论，印度“枢轴时代”的思想文化突破是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变迁找到原因。

这种环境的解释也失之於太简化，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印度的“枢轴时代”，除了佛教的兴起，尚有古婆罗门教的《奥义书》（Upanishads）的出现，而後者的思想与前者有著相当不同，何以同样的社会经济环境可以出现不同的思想？再者，中国的“枢轴时代”是晚周，如所周知，晚周也出现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钜变，与印度“枢轴时代”出现的“第二次城市化”现象很类似，而晚周出现的思想变化与当时印度的思想变化内容迥异。二者在这方面的迥异，配上社会经济环境的相同发展，又将如何解释？对这些问题，环境论都难以作答。可见就“枢轴时代”思想变化的成因而言，环境论的解释是有很大限制。

近年来德国学者罗兹（HeinerRoetz）研究儒家伦理与“枢轴时代”的关系，应用西方心理学家科伯格（LawrenceKohlberg）提出的个人认知发展模式去解释文化总体的发展，後者认为个人一生的认知发展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所谓的前习惯期（pre-conventional）：相当於人的童年期，对事物的反应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的行为完全取决於这个行为是否会给他带来一时的满足与快感。第二阶段是习惯期（conventional）：是指一般人在青少年成长的时代，渐渐知道自己的行为必符合外在社会的习俗规范，在日常活动上要使社会一般人“高兴”。第三阶段是所谓的後习惯期（post-conventional）：在这一阶段，人渐渐知道行为是可以自己自由决定，特别是开始知道个人行为应该取决於普遍抽象的道德理念，而这理念是基於个人内在自主的良知。

罗兹的观点是：这种个人认知发展的模式也可以宏观地应用於解释文化总体的递嬗演变。就中国的文化发展而言，“枢轴时代”是相应於个人认知发展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後习惯期。罗兹这种理论漏洞甚多，最明显的是把中国“枢轴时代”的思想内容过於简化，才能勉强将之塞入所谓的後习惯期。此处更要紧的是：罗兹虽未明说，但他应用科伯格的理论去解释文化发展，似乎蕴涵一种文化演进论的看法，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有一个共同演化的趋势，当这演化进展到某种程度以後，“枢轴时代”的出现是自然的结果。这种演化论，如果是指世界文化普遍的趋势，则其缺点是很显然的，因为“枢轴时代”，不但在世界许多文化区域没有出现，即使在一些主要的古文明地区，如埃及与西亚两河流域，也未见其踪影。如果此演化论是根据少数“枢轴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文化经验的归纳，视这些文化为三阶段演化的看法仍然很难成立，因为就我们对古代文明演进的认识，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与中国等地区在“枢轴时代”出现以前，都是神灵信仰笼罩的时代，其文化发展的模式与科伯格所看到的个人认知在前习惯期与习惯期的发展模式相距甚远，不可轻易比拟。因此罗兹从文化演进论去解释“枢轴时代”的出现也是很难成立的。

总之“枢轴时代”这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发生的缘起因果，迄今找不到满意的解释，仍是充满神秘的谜团，而且根据我们现在可能掌握的历史资料与诠释架构，至少在可及见的未来，这个“为甚堋？”的问题似乎还很难有完满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