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四）

《忏悔录》风波

张学良平静下来了，但是，1964年，一件意外的事却引起了他的激动。当年7月1日，台北出现了一本题为《希望》杂志的创刊号，该刊“特载”栏有一篇《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内容就是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只不过作了删节。同月7日，这篇《忏悔录》又被台北《民族晚报》分段转载。张学良从报上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创刊号全数收回，黑市由每本台币10元涨到100元。蒋经国当时已担任“国防部部长”，《希望》杂志是小蒋所掌握的军方政治部办的。多年以后，张学良对此事的解释是：蒋经国“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公开给他们看，说我这个人，过去说这些事，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有人就偷着把这个信发表了”。张并称，他和蒋介石之间“暗中约会（定），我们俩应该守秘密的事”。张学良被软禁之后，他和蒋介石并无多少见面机会，不可能有什么“暗中约定”。倒是西安事变期间，双方有过默契：不发表协议及谈判经过。1936年12月27日、28日，西安《解放日报》及中共方面相继公布了谈判中的六条协议，引起宋子文和宋美龄的强烈不满，批评这一做法“无信义”，两宋并通过宋庆龄转告中共代表，“无论如何不得再宣布他们的谈话内容”。看来，张学良的所谓“暗中约定”指的是西安事变时期达成的相关默契。

回归本真

为了恢复自由，张学良按照蒋氏父子的希望，对西安事变说了相当多的忏悔的话，也作了若干反共表态，但是，张学良还是没有能恢复自由。自此，他就缄口不言了。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1990年6月1日，以“总统府资政”张群为首的80位友人在台北圆山饭店为张学良庆祝90大寿。此后，张学良基本上恢复了自由。同月17日及8月4日，他两次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访问，第一次向媒体公开谈论西安事变。1990年1月25日，他开始接受美国唐德刚教授的访问。1991年12月17日，开始接受美国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的访问。这时，在对西安事变等问题的看法上，张学良才逐渐回归本真。

在90年代的访谈中，张学良仍对中共经历的二万五千里艰难长征表示敬佩，自述当年曾和部下讨论：“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够把这个军队带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试试！”“他能这样子，你不能小看他。你不能，他这夥人怎么能这样？”张学良肯定，共产党得民心，而国民党不得民心。他说：“大部分（民众）支持它，那厉害。”“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把这地方消灭了，那个地方又起来了。”他毫无遮掩地坦率表示：“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有过激烈辩论。对此，张学良回忆说：“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

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政权），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张学良批评蒋不能容忍共产主义，“思想顽固至极”，甚至借端纳的话批评蒋是“骡子”，“很难把他说服”。这些地方，已经完全和幽禁期间诚惶诚恐，口口声声自称“罪人”的张学良完全不同了，可以说，大体上已经恢复了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的本真状态。蒋介石关了他几十年，但是，对张学良的思想影响收效甚微。张学良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不过，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张学良仍然坚决不说。当张氏姐妹询问有关情况时，张学良表示：“要知道西安事变怎样解决的，现在我决不说。”“现在都知道了怎么回事，何必还要我说呢？”“何必非要出自我之口呢？”“出自我的口就是伤人。”“我伤害任何人就是损失我自己人格。”对蒋介石的看法，张学良也不愿多说，更不愿深说。某次访谈中，张学良批评蒋，刚说了一句：“他这人就是为他自己的”，马上警觉地询问：“你没有录音吧？”又一次，张谈到“蒋先生很窄小”，准备举例说明时，赵四小姐插言说：“你不要在这讲这种话！”张学良也就立即打住，不再往下说了。

张学良虽自命新潮人物，甚至被张作霖视为“左倾分子”，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保有中国传统伦理的浓烈成分。西安事变后，他在南京一再表示：“如蒋先生命我作什么皆可，他人余不接受。”其所以到了90年代还在为“为长者讳”，自然还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