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三）

蒋经国为张学良的回忆定稿

自1957年年初起，张学良即遵照蒋介石之命，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稿一部分回忆张作霖，题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忆自己，题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变的有《我之与国民党》与《出洋归国与管束》两节。该稿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张并在致蒋函中声言，本人对该稿并不满意，请蒋指示修改之处。23日，张将该稿交刘乙光送往台北。5月1日，刘自台北归来，告张已将该稿交蒋经国，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同月5日，蒋介石召见刘乙光，声称张所写"系历史重要文件"，"有价值，有贡献"，"如不到台湾，无此文"，要张亲笔写一份。同时，蒋并称，张前所写回忆西安事变的函件，须加编整，由张亲笔抄写，交高级将领参考。同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声称总统已将张的函件交自己修改。5月10日，蒋经国将修改稿及《杂忆随感漫录》原件退给刘乙光。张学良收到后发现，蒋经国已将自己去年12月5日和17日写给蒋介石的函件合并，改为一篇文章，题名《西安事变反省录》，但内容并无重大变动。

5月11日，张学良按蒋介石要求，开始抄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至19日抄毕。自20日起，抄写《杂忆随感漫录》。6月10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张学良即将《反省录》抄稿交刘，要他在必要时呈上，请刘同时声明：张"不满意这本，写的不整齐，假如不急用，请带回再缮".刘乙光到台北后，向蒋介石说明张意，蒋称："留下我研究研究。"蒋并表示，拟将张迁至较近之处。蒋经国还送了一些芒果给张。6月24日，刘乙光再次被召到台北，蒋经国、蒋介石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交刘，要他转交张学良。

6月30日，张学良抄完《杂忆随感漫录》。致蒋介石函称："楷书能力太低，日仅千余字，又不整齐，时有错漏，请罪。"第二天，刘乙光去台北，为张学良选择新住址，张学良就将信函及书稿一起交刘。

自7月3日至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工工整整地又抄了一遍。

主动撰写《敬告世人》书

蒋介石父子关心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本意在为反共政策服务。1958年3月10日，刘乙光告诉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回忆已秘密在高级干部中公布。刘估计，蒋介石前言张学良受训，须先有“布置”，此事可能是“端倪”，要张“应有准备，而无荒疏”。

5月17日，宋美龄突然到张学良的寓所访问，约谈半小时。张称：对总统我非常想念，渴望看一看他。今日看见夫人，我十分快活，但又悲伤。张并表示：“对人生已看透彻，对名禄之心毫无，而罪人受此优渥，十分不安。如仍能于人类与国家有贡献，则不计一切，只不过今日余已为过去之人，不知能贡献什么？”张的这一番话，旨在探询自己恢复自由的可能性。宋美龄告诉他，自己即将去美。对张的试探，宋只表示：“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张学良继续设法争取自由。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东北旧人周某的一份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篇东西，请刘乙光向蒋经国处“探听探听高峰的意旨”，并且“想请一个人帮一帮文字上的忙”。8月4日，张学良早晨六点起床，开始动笔。他听说蒋介石要南来，想在蒋到达高雄西子湾时递上去。同月24日，张学良听说蒋已北返，决定慢慢写。此时，张已将该文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两天后，文章写成，交给刘乙光，刘要他签名以示郑重。

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誉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声称自己过去“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在回忆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承认自己受到身边共产党人的影响。他说：“在那时，我左右已有共产分子渗透，而我不自知，以为这些人是抗日爱国分子，对于他们喜悦而加以亲信。

他们已确实知道我的一切，那自然就是共产党知道了我的一切。他们不断的鼓动我立即抗日；慢慢的提出来剿匪是消灭抗日的武力问题；再进一步提出来，要是真正抗日，必须停止剿匪，联合共产党。另外共产党的外围，“民盟”和“救国会”的分子，对我加以鼓励和刺激，使我自动的感觉着：对于报杀父的不共戴天之仇，对于雪东北沦陷，世人诟病我‘不抵抗’的耻辱，对于国家争取自由平等，非联合共产党而抗日不可。这实在是共产党对于我施用攻心战术无比的成功。“张学良还提到杨虎城身边的共产党人--”小家伙们“对杨的影响。关于此，笔者拟另文叙述。

9月2日，刘乙光到台北，呈交张文。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当时，张学良正闹眼病，蒋经国要张移住台北治疗。

10月17日蒋经国召见张学良。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张向蒋经国表示：“富贵于我如浮云，唯一想再践故土耳！”其后，经蒋经国斡旋，蒋介石于11月23日在大溪召见张学良。这次会面，据张学良记载：“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蒋问张近来读些什么书，张答以读《论语》及梁启超文，蒋称：“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张学良沉吟之后，问蒋：“我可以陈述陈述我的话吗？”蒋答：“可以！可以！”

张即向蒋检讨：“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了救中国”。“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无识。”张并向蒋表示：“我知道我们将来都是会写在历史上的，我自己奋勉，不只是为了自己，同时是为了二位。”接着，张声称自己“现在读书有点费力，很想请教一位有道之士。”蒋要张提出人选，张即提出钱穆、陈大齐、劳干等人。张又问蒋“应该看什么书”，蒋推荐《大学》和王阳明的《传习录》。

其后，蒋谈到西安事变，声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称：“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蒋随后表示：“我到高雄，我们再谈。”会见结束后蒋并将张送到廊外。

蒋氏父子的先后接见使张学良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学良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1959年4月下旬，张学良眼疾复发，不能读书，卧床不眠，曾经胡乱诌了几首诗：

不肖听人唤，聪明空自负，

一觉黄梁梦，忏悟向谁书！

空负怨天愿，罪孽罄难书。

圣明怜未弃，夕阳照征途。

诗中除明显的悔过语言外，还可以看出，张学良不仅希望蒋氏父子能给予他自由，而且希望出来之后做点事。不过，蒋氏父子并没有满足他。6月15日，蒋介石到高雄西子湾官邸，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近况和身体情形，却没有实践在大溪时和张见面再谈的诺言。蒋经国则表示，此行太忙，也许不能来看张，答应赠张汽车一辆。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

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了。1961年6月26日，张学良到刘乙光家，刘告以“1.受训事，目前不可能。2.尔后安静生活。”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了四个字：“金石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