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民国时代的中医自救

如果漫步在民国前的城镇和集镇上，就会发现街道里弄上飘着各式的招牌幌子，上书“祖传〤〤国医”、“世代国医”、“专治〤〤病国医”，或书“华佗再世”“善治奇症怪疾”等等头衔的“〤〤医寓”的牌子。那些医技高超的老中医尤其喜欢坐在家中悬牌应诊，多称“医寓”，他也许是世代相传的医生，擅长专科，是世医出身。也许是怀才不遇的落第文人，以“儒医”自诩。凡是来求诊的病家，在处方以后，会自觉丟一个“红包”在桌上，俗称“包封”。包封中的钱不拘多少，病人家境好的多封，家境差的少封，真正坐寓的名医一般只开方不供药。

那种开药铺行医的，一般业主本身就是医生，他们自己集资或合伙开设药铺，自己看病处方，配售自己炮炙的中药。也算是一种家居式行医。一些药店会雇请一些坐堂医生，店门前悬挂着他的姓名，药店供应诊室、笔、墨、纸、砚和茶水。病人看病顺便买药，可以增加药店的收入，每逢过节，药店会给医生赠送礼物。坐堂看病的中医，多是药店店主的至亲厚友，这些坐堂医生往往居住的离药店很近，有时就在同一条街道上，或者是住的距离仅隔几棟房子，药铺的生意变成了中医家居行医的一种自然延伸。也有医生主动向店铺经营主联系，逢赶集日期到该处应诊的，一般轮流在两三个集镇的药店坐堂行医。在一些小镇或乡间也会零星散布着一些兼有诊治和售药色彩的中医诊所。这些诊所更是与医生的家居环境连为一体的。

游医曾被一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称为“聪明的流氓”。麦高温在中国到处游历时，曾经非常感性地描写过一位走方郎中的相貌和为人处世的性格，说他们往往身穿一件长及脚踝的依稀可见其原本色为白色的长袍，手举一面花花哨哨地写满了因治愈疾病而获得各种美名的白色旗子，面部棱角分明，这张脸上影影绰绰显露着一些幽默，这些幽默却是从生活中的一些荒诞的事上不断闪现出来的。他的眼睛明亮而富于洞察力，总是在搜索着每一个可能的病人，凭着自己特殊的直觉，他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有病的人。漫长而丰富的阅历使他能够辨别人的性格，并知道如何才能成功地找到主顾。他是一个对中国人生活中所有最阴暗的东西都了如指掌的人，还是一个极富幽默感而没有完全与他所处的人群及环境同流合污的人。

“聪明的流氓”的特殊本领无法在条件优越的城里发挥作用，而只能在众多乡村集贸市场上得到充分展示。城里人的聪明敏锐会妨害他们对病人察言观色式的阅历的发挥。

这些游方医者往往会选一个人多显眼的地方，展示那些能在农民及乡巴佬身上创造奇迹的存药，围观的人们正带着好奇的眼神盯着这些千奇百怪的药品。

在这个英国人的眼中，游方医所背负的行囊里，常常有几束干树根和失去津液的青草，黑色难看的蛇肉，还有一些已经看起来毫不卫生的腐烂牙齿。不过似乎不用为他担心，因为这个人并没有把发财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看似廉价肮脏的汤药和成药上，而是依靠自己的表演和心理战赢得庄稼人的认可。

摆摊和游医的身份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医生”，但是他们大量游动于乡村时，主要以草药疗病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动态特征，却与“坐堂”、“寓医”的静态模式相配合而构成了一种立体图景。其基本特征是：以“坐堂”“医寓”的固态空间搭建起乡村医疗网络的基本框架，同时，以“草医”“摊医”和游方郎中的个体游走的动态形式填补相对坐堂诊病的静态空间所遗留出的缝隙。

家庭诊所的一体化构造，师徒单线的私秘性授传，经验主义方式的诊疗模式，和草根般的药物配制程序，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存活了几千年，却在在都仿佛阻碍着西医向中国乡村社会渗透进发的步伐。

时光在静静地流逝，散布在乡村的中医们仍象棋盘上的棋子般在日夜忙碌着，可对“中医”的痛恨仿佛都早已郁积在了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西医长久压抑着情绪却酝酿不言的唯一理由，好像只是为了要找到一个喷火口，然后借助某人的口舌爆发出来。这张嘴找到了，火山口也终于喷发了。1929年，西医余岩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把中西医从思想到行动的交锋直接推向了前台，变成了一场攸关中医生死的政治决斗。这次“废止中医案”最先虽然发生在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表面上也聚焦在对中西医理的分歧争议等抽象讨论上，但最终却改变了中医在整个传统医疗体系中的位置，中医的存废之争最终变成了中国政治家们应对近代危机的一个突破口。

“废止中医案”及其随后引发的“中医自救运动”，表面上聚集于一些中西医理异同的主题，如“中医”是科学还是“玄学”，中医药名是否应统一于西医标准等。，但重要的是，中医的存废及其命运已经与更广义上的“社会革命”主题建立了相互呼应的关系。

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主题很少一部分源自于自由主义对个人选择优先性的言说，表面上似乎为中医的生存提供了一种现代支撑，但却很快被融入到富强与救国的总体目标下隐而不彰。

对“中医”的贬斥与改造也自然成为解决中国面临的全面危机总体行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医行动方式的指责也与其它一些传统习俗等领域的指责相互配套起来，通过一个个的个案解决以达到总体社会变革的效果。

医学居然能改正社会一切问题，不由让人想起了“上医治国”这句形容名中医的老话，可惜这里所说的恰恰是与“中医”相对立的现代“西医”的特征。“中医”不但不能成为救治社会病症的“社会医学”，它反而应该成为现代“社会医学”的救治对象，甚至可与星相巫祝之流的“迷信”事务并列。

“中医”没有资格成为现代社会医学的最重要理由是“中医”总是呈分散状态面向每个病人个体，而现代的“社会医学”应以群体体魄的改造为基本职能，最终指向保国与保种和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在“废止中医案”的第一句陈述中，余岩明确使用了二分对立法界定“中医”与“西医”的区别，虽然没有明示，但他所说的“个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而治病之必要条件，在于认识病体。明指“中医”的行为习惯无疑。而把“治疗医学”向“预防医学”，“个体医学”向“社会医学”，“个人对象”进而为“群众对象”的转变，恰恰看作是“西医”有别于“中医”的核心特点。这种表述暗含着极为强烈的褒贬意味，仿佛个体为对象的“中医”与以群体为对象的“西医”之间的差异，不仅关涉着“迷信”与“科学”的二元对立，而且也是“亡国”与“救国”政治分界线的标志所在。

“废止中医案”出台之初，“中医”第一阶段发动反击的策略是反复强调西医防疫和卫生行政需大量耗费社会动员的制度资本，虚耗国家财力的弱点，以此突出“中医”虽无“群体”防治之功，却有救济弱者之实的传统。

不过，在经过初期激烈的短兵相接的交锋之后，一些中医理论家马上意识到，如果为了强调自保而一味地攻击西医的防疫与卫生行政弊端，不但不利于确认中医在现代医疗系统中的位置，反而有可能张大西医排挤中医的势力，而使自己难有立锥之地。所以“中医”很快调整反攻策略，力求在国家行政的整体设计中预留出与西医平等相处的位置。

中医的抗辩逻辑基本上建立于如何在国家行政框架下争取与西医具有平等地位这个目标上，而国家在医疗行政上的现代设计蓝图又完全出自西医的手笔。因此，中医谋求平等的努力结果不过是在西医监控的部门中谋取生存之道而已。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医们从此不想成为“社会医学”的救治对象，而想成为“社会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