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以后,媒体不断按时间表的序列形式反复披露着美机侵入朝鲜和东北地区撒播细菌的消息,浓浓的“细菌战”氛围已通过电波和报纸等媒介弥散开来,吸引着大批民众的视线和听觉。但人们始终无法确认的是:沾染着细菌的各种毒虫是否真实地在中国境内存在,即使存在它又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因如此,无形无影的“细菌”如何与大众有形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可以沟通的对应互动关系,仍是困扰着人们神经的焦点问题。
美俘供词的公布只是初步释开了盘绕民众头脑中的第一个谜团:“细菌战”看起来确实是有计划甚至是成规模地在发生着,吉林市居民潘先来和吴高氏说:“这回可靠啦,连美国俘虏都说了,这一定是撒细菌了。”但第二个谜团仍无法解开:“细菌战”在多大规模的空间范围内会成为中国人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特殊事件?“细菌战”与惯常的军事行动之间有何区别?因为供词中所说的沾带行动的范围毕竟只局限于朝鲜北部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它是否真波及到了中国境内,需要与战俘供词相接近的目击者证言予以重新认定。
从3月份的“轰炸时间表”到5月份的战俘证词,中国的媒体报道似乎在不断把“细菌战”的全貌勾勒了出来,不但有目击证人的证词深描,细菌学家的专门解说,再加上战俘具有强烈心理震憾力的细致表白,“细菌战”的轮廓似乎变得日益清晰并不断向真实的图景逼近。然而在中国境内的普通民众还是在空间距离的感觉上无法切实断定这些看不见的“美国细菌”到底与自身生活有何干系。因为“轰炸时间表”式的报道只是部分印证了中国境内也出现了类似在朝鲜发现的反季节性昆虫,却暂时无法证明这些昆虫就一定与“细菌战”的作战方式有关,也无法证明这些昆虫与当地疫病的发生有直接的联系,而战俘供词中承认的投弹行为均发生在朝鲜境内,这就意味着,当民众知晓了“细菌弹”的投掷过程之后,并不会马上自然地认定这种投掷与自身生活状态有关。
要想使民众真正从心理上感受到威胁,并使这种威胁渗透到心理和生活状态中,不仅“轰炸时间表”这样的常规报道方式尚不具视觉冲击力,即使战俘供词中所清晰展示的“细菌战”策划效果,包括精密的投弹路线图的设计;投弹的沾染规模和频率;投弹效果的检验程序,仍不足以使民众情绪升级。事实证明,更重要的宣传策略是使这种种撼人心魄的图景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在中国境内得到印证和再现。
更有说服力的再现似乎在四月十四日的一篇报道中得到了验证,这篇报道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辽东长白县农民李明成在自家住宅以西约一百八十公尺处,发现了一个已经破裂的细菌炸弹的一半,随后又在附近将另外的一半找到,并在该弹附近发现了许多上面附带着苍蝇、跳蚤、甲虫等带菌昆虫的传单。三天以后,同村农民姜树德等,又发现了另一个细菌炸弹的弹体。
四月一日,农民金锡善上山打柴时,又发现了第三个已经破碎成为八块的细菌弹的弹体。该弹除引信部分为银白色外,弹壳和弹尾翼均为灰黄色,炸弹内部分为四格,在银白色的信管上,除许多阿拉伯字外,有着明显的美国标志“U.STIME”的字样。在弹壳的外面注以“BOMBLEAFLET”(“传单炸弹”)和“五零零PBM一零五”等字样,另一面则有“EMPTY”(“空的”)字样。
对“炸弹”形状的详细描述由于具有更加具象性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关键的一句话:“这种细菌炸弹和美机在朝鲜所投放的形状完全相同”。显然这类新闻式表达比“轰炸时间表”传播信息的方式更具冲击力,如与五月六日发布的美国战俘供词配合起来对照阅读,至少给人的印象是供词中所描绘的“细菌弹”如鬼魅般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而且似乎从此就会纠缠住普通中国民众的神经。如果粗粗对照起来看,两者在文字表述上的共性确有某些一致点,如所谓“超级宣传”的供词与现场发现的带菌传单(BOMBLEAFLET)在形式上的吻合性;传单周围密集的昆虫聚合方式等等。仿佛谁也没有心思去追究国内媒体报道中的“细菌弹”与战俘供词中显露出来的细微差别。
经过细读之后我们会发现,俘虏供词与以往相关细菌弹落地过程的深描之间至少存在着两点细节上的错位。第一个疑点是约翰"奎恩的供词明确说明,由于细菌弹与普通炸弹外形极象,当他检查飞机时注意到了领航员所提示的“机翼下的炸弹都没有任何信管”这句话是正确的,并以此断定这是细菌弹与平常所携其它五百磅普通炸弹的区别。可是辽东长白县发现的炸弹上却都装有银白色的引信。第二个疑点是,奎恩的供词明确说明细菌弹是不会爆炸的炸弹,所以在投放时不用去管它爆炸不爆炸,在朝鲜军隅里投放了两枚细菌弹后,他在返回机场交回装备时,也向作战科情报组报告已经投了二枚不爆炸的炸弹,并由军曹做记录以便交给情报官员。
可李明成在美机盘旋上空时却突然听到了爆炸声,爆炸声之后又听到一阵沙沙的响声,这两点显然与战俘供词相冲突。出现爆炸声这个疑点似较好解释一些,我们可以猜想美机投弹可能是把普通炸弹与细菌弹混在一起或在一段间隔的时间内投下的,李明成听到的爆炸声恰恰是作为掩护的普通炸弹的爆炸声,可是这仍解释不了中国境内炸弹带有信管这个现象。
如此一来,一个奇怪的效果就出现了:俘虏的供词有可能反向证明“细菌弹”在中国境内存在的不确定性。尽管在战俘供词发表以前,细菌专家严镜清就已撰文证明:“有的炮弹投下时爆炸声轻微,落地后并不炸碎,只是分开成为完整的两部分。在这些投下的容器的周围,突然有大量的各种昆虫和其他毒物出现。包括苍蝇、黑跳虫、蜘蛛、老鼠、鱼类、鸟类等。我们在这些投下物中分离出了致病的细菌。”(21)这些描述似乎部分证明中国境内“细菌弹”的存在,但却无法与一些目击者的证词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