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需与基层社会组织重新建立起合理的互动关系
1985年人民公社解体,“赤脚医生”在更名为“乡村医生”后被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其结果是失去了政治与乡情双重动力制约的基层医疗体制,被置于市场利益驱动的复杂格局之中。这种变化很快影响到乡村民众身患疾病后的诊疗状况,原来属于“赤脚医生”职责范围内的防疫监督之责遭到严重削弱,在面临疫病的威胁时,一些地区已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疫动员网络。“赤脚医生”体制的瓦解使基层社会医疗系统面临相当尴尬的转型困境,同时也为思考当代中国政府如何与基层社会组织重新建立起合理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契机。
以上叙述可以证明,近代以来的各种防疫行为并不是单靠纯粹医学的眼光所能解释,它的表现形态常常与空间政治的安排方式有关。清末医疗机构呈现出逐步从慈善系统中独立分化出来的趋势,其功能运作也逐渐让位于基层社会组织。所以容易在一般人眼中造成社会自主空间逐步扩大的印象。但这样的印象解释不了何以在现代国家全能主义领导方式下,大规模的防疫行为得以相对有效地贯彻到了基层社会。我的看法是,应该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下灵活看待国家与社会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关系。在近代中国实现全面转型的情况下,全能主义的领导策略显然在防疫的社会动员能力上起着主体协调与支配的作用,但我们无法否认,这种社会动员如果不和基层文化传统中的若干因素相衔接并吸取其养分,就无法发挥正常的运转功能,即使在相当不正常的社会环境如“文革”期间也是如此。
现代医疗行政体系一旦与国家制度的有效运作相结合,固然可以在防疫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这种行政控制的形式在基层尤其是乡村地区实施时如果不能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关系网络建立起合理的联系,那么这种卫生行政的有效实施必然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