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乾隆眼中的“天一生水”

乾隆眼中的“天一生水”

《文字何以成狱？——清初士人逃隐风格与“江南”话题》之引言

1774年是弘历在位的第三十九个年头，这年六月的一天，御书房的龙案上摆放着一张图纸，弘历正俯身细细揣摩端详，纸面上的图样象是一幅坐北朝南的古典建筑的剖面图。这张图是两淮盐道寅著刚刚进呈上来的江南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图样。弘历近期感到心情不错。因纂修《四库全书》而发布的征书谕旨经几番反复后从这年开始被执行得顺畅起来，浙江宁波府最大的藏书楼天一阁的主人范懋柱刚刚挑选出了638种书籍捐献给朝廷，献书数量仅次于扬州盐商马氏兄弟。在他的示范下，另有三位藏书家捐书亦达数百种，弘历高兴之余亲自下谕旨各颁给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予以奖励。

就是在这样的心情笼罩下，数天前，弘历忽然对这栋江南闻名遐迩的藏书楼结构产生了兴趣。他听说，这家藏书楼纯用砖瓷，不畏火烛，所以从前明传到清初都从未损坏过，他很想知道为什么这楼修建时专用砖石而不用木料，书架的款式又是如何？寅著进呈的图样把他想详知的一切画得清清楚楚。在披览图纸的过程中，寅著奏折中提到的一句话不时跃上弘历的脑际。其中说道，天一阁前曾凿出一个池塘，“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柜数目尺寸，俱含六数。”

读到这句话时，乾隆不禁怦然心动，他隐约感觉到，这很象一个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的寓言。书楼取所谓“天一生水”之名，实际上有隐喻“江南”乃天下之文宗的意思在里面，是一种相当自负的命名。“江南”早已成人文渊薮，无疑是历史积累下来形成的文坛定论，但“江南”在清初帝王的眼中亦是一个特殊的区域，这片地域不仅是各种反清运动的频发地，亦是悖逆言辞生产的策源地。所以他们一方面承认其天下文宗的地位，却又需时时防范和抑制其自由言说的空间。因此，“天一生水”隐隐透露出的傲视天下的文化霸气，使乾隆略感不快，并思虑着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自从那天仔细研究过天一阁的图纸后，乾隆开始考虑按其结构规制建立四座官方藏书楼，即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其中的文源阁就是“就御园中隙地，一仿其制为之，名之曰文源阁。”在《文源阁记》中，乾隆帝曾详解“水”与“源”的关系。他首先承认，在《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后，储书的处所是按“天一阁”的规制设计的：“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乾隆显然对天一阁的建筑风格和蕴意了然于胸，他认为：“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方成之’之意。”

下面一段话，弘历则大讲“水”与“文”之源的对应隐喻关系：“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脉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相径庭也夫。”这似乎表面上认同了天一阁及其所隐喻的“江南”地域作为文宗的地位。可是在七年以后，当弘历提笔写出最后一篇官方藏书楼文溯阁的题记时，则又有一段对文化之源的新解说：“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于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闾何泄，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顾独不如是乎？”

这段文字字面表达得虽颇隐晦，但其喻意却非常明白，那就是天一阁作为“江南”文宗的象征，即使在历史上具有源头活水的作用，也不过最终要汇聚于政治一统规制下的文化框架之内寻求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就象万川归海一样地不可抗拒。其中“海”的隐喻实际上可以直接对应于《四库全书》修纂中广搜天下秘笈与严查违碍禁书的双向并进行为所昭示出的大一统构想。

以“众源归海”比喻为“文之体用”的关系完全置换了北方京城作为政治中心与“江南”作为文化中心的空间对峙关系。后人张崟对此颇有所悟，他说：“四库七阁名字均取水傍，虽镇江文宗，外似独异，而细籀其涵谊，则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那意思是说，“江南”即使有再多可以变成人文渊薮的理由，也要归宗于清廷文化一统格局这个“海”之内。面对文化一统这个“大本大源”之体，“江南”文宗不过是只具备“用”之资格而已。

当然要彻底摧毁那已积淀数百年且流传广远的“江南”寓言谈何容易，它必然会遭遇“江南”知识群体的持久抵抗。于是对“江南”寓言的续写与改篡的过程就演变成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