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下)

五十年代初期，在知识分子的转变中还有一个现象是，那些年长的、对中国文化有较深认识的知识分子，不易转变，如梁漱溟、陈寅恪、邓之诚、潘光旦、钱穆、顾颉刚等，转变快的差不多都是四十岁以下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与年龄、个性和受传统影响的深浅有关，当然这只是一个感觉性的判断，不一定准确，像陈垣、金岳霖等就不能作如是观。钱穆在《庄子纂笺?序》中一段话，是有感于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表现而发的感慨：“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念蒙叟复生，亦将何以自处。作逍遥之游乎？则何逃于随群虱而处（注：计算机里没有这个字，衣字旁一个军字）？齐物论之芒乎？则何逃于必一马之是期？将养其生主乎？则游刃而无地。将处于人间乎？则散木而且翦。倏忽无情，浑沌必凿，德符虽充，桎梏难解。计惟鼠肝虫臂，唯命之从。曾是以为人之宗师乎？又乌得求曳尾于途中？又乌得观鱼乐于蒙上？天地虽大，将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敝之，无亦曰翟墨是而杨朱非而已。……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用心之苦，实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43钱穆的话，对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关系极有启发。

黄平认为，虽然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先后卷进了思想改造运动，但这次运动所主要针对的，是非体制知识分子。在毛及其同事们看来，新中国建立之初科学技术人才相对说来极度短缺，“旧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技术应该被用于新中国的建设；而且，由于新体制及其代表人物的巨大感召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能够如此，这是把他们一概包下来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按照新意识形态阐释，这些知识分子不论是由于其出身或所受的旧式教育，都在头脑中有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王国，故不能原封不动地使用，而必须经过思想改造转变立场和感情。

思想改造运动第一阶段是了解新式话语规则的阶段，从著名学者到普通教师，都参加到了逐日逐句的严肃而认真地阅读、领会有关政策文件和“经典著作”的带有强制性的被动性色彩的学习之中，通过学习，这些旧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开始被灌输一整套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全新思想观念和思维用语。第二阶段是清理原有话语的阶段，这些知识分子根据所学文件和著作去发掘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肮脏思想”，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进步包袱，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别是亲美崇美思想。最后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批评批判阶段，知识分子将他们所学习、所清理的东西写成书面的自我批评批判文字并在不同规模的场合宣读或发表，以求完成“洗澡”。

从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写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评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体制知识分子之手。体制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发表的，主要是代表权威阐释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例如胡乔木、周扬、艾思奇、郭沫若、范文澜等，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诸如《学习》杂志之类的报刊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论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而民主人士则基本上是以著名社会贤达或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呼吁知识分子响应号召投入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这可以从黄炎培、章乃器、陈叔通、李济深、邓初民、谭平山、周建人等到人的文章中看出来；真正作为改造对象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旧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钱端升等。这些非体制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大都是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的检讨。例如“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否定过去”，“从头学起”，“肃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检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剥削思想”，“斩断与旧协和的一切联系”，“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名誉地位给我的毒害”，“我替美帝作宣传”，“批判我的反动买办思想”等等。

这些出自著名知识分子之手的自我批判，大多是按照所学文件精神检讨反省自己，自然没有什么文采可言，相反却有相当多的从文件上抄来的带有很强政治性色彩的官方正式的政策性用语。不论自我批判者是否被迫或真得愿意这么公开揭露自己，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至于这样做的结果，例如长此以往知识分子将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使用这种具的浓烈政治色彩的官方语言去应付各种政治运动，去批判另人或批判自己，去参加日常的政治学习与评论，并进而去进行日常的思维与交流，去改变自己原来定已形成或确立的思维语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当时所无法预期的。正是这些出自昔日的学界著名人士之口的自我批判，参预了在社会公众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勾划。以前被奉为大师的人物在承认自己也有这么多龌龊思想，也需要当众“脱裤子，割尾巴”的过程中，为自己日后的公众形象涂上浓重的一笔。不论思想改造运动与后来的运动比较起来多么温和，从知识分子的配合程度与运动的直接结果看是多么成功，从长而论，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观念与话语形式的转换，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当他们在用新式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正式语言否定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也就投身于建构代表权威与支配的正式语言本身的过程，同时这也是知识分子自己参预下第一次在社会公众面前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形态。

四、统战和宣传工作对思想改造的作用

经过延整风运动，新政权对知识分子虽然要改造，但对他们将来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还是有相当认识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知识分子，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做得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早的。当然统战工作之所以能有成绩，与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当年向往延安也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愿望，特别是燕京大学，有许多学生后来成了新政权的外交人才来源，还有像《大公报》那样有影响的、以自由主义为基本取向的报纸，在四十年代末实际上已有很多共产党员在其中，比如范长江、杨刚、李纯青、徐盈等，所以在政权转移的时候，对文化部门的接收都非常顺利，当时由北方局城工委领导下的清华地下党，也起了很多作用，四九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如蒋南翔、袁永熙等人都成了新政权教育部门的重要领导。从清华大学的接收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

1948年12月间，光未然作为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先遣人员，到达北京。他当年在昆明就是以做大学教授工作为主的，在闻一多的转变中，他也配合华岗做过许多工作。他到北京的任务是向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宣传、解释中共的政策。他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说：“随荣高棠去看了张奚若与曹靖华（二教授，熟人），略事寒暄。同学们来，要求到大礼堂讲话。我和高共谈了一小时，谈话要点是：北京解放的日子已十分迫近，同学们最好赶快组织起来，学习政策，准备入城宣传。谈后应燕京同学邀，又到燕京作了同样的鼓动。会见了陆志韦校长。两校大礼堂均座无虚席，火点起来了，同学们当夜开始讨论，建立了入城宣传的机构。”

12月30日：“上午对清华同学讲解宣传要点，仍以市委宣传部的宣传大纲为依据。中午在燕京翁独健教授家吃饭，晤严景耀（燕京教务长）、雷洁琼教授夫妇。下午对燕京同学解答他们学习中提出的有关政策的各种问题。大礼堂中又是满座，讲台上装了扩音器。”

1949年元旦：“上午我张宗麟同志去严景耀家。吃过午饭后，严约了燕京进步与中间的教授十余人举行新年座谈会。教授们提出若干问题，由我们解答，属于教育方面的问题，由张解答；一般政策的问题，由我解答。属于宗教方面的问题，我解答的比较具体、详尽，得到宗教学院赵院长的首肯。他把捷克教会的宣言朗诵一过作为补充。会后他告诉严景耀，他要根据今天听到的，亲自进城去广为宣传。”

1月10日，“早饭前，请来了张奚若、李广田、钱继昌教授，就我们的初步接管方案，征询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基本上同意。认为这样做是很稳健的办法。十时到清华，冯友兰及校委员会诸负责人均在座预候，钱俊瑞对他们声明了初步接管办法，1、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2、组织机构暂时依旧，只取消（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及停止国民党团公开及秘密的活动；3、经费由我们完全负责，原职原薪。冯友兰等表示同意接受，继续负责。在他们那里吃了午饭。

下午二时开全体大会，冯友兰主席，当他说道：‘从今天起，清华就是人民的清华了’，台下掌声雷动，持续数分钟，钱俊瑞同志说明初步接管方案，约半小时，即行散会。

散会后参观了图书馆，随即参加教授会。钱在该会上对我们的基本政策有所解释。张也谈了些，我和李均未谈。接着参加了该校生活委员会，评论发薪的具体办法。晚饭后回到清龙桥。

今天进行得很顺利。钱的谈话很具体，必给予该校师生以良好印象。”

当年在昆明，光未然就与许多西南联大教授熟悉，所以让他来接收清华大学可谓合适人选，另外当时的政策和军队与干部的表现也确有新气象，这给知识分子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冯友兰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清华的师生也都跑到海甸欢迎解放军，同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叔明也到海甸去了一趟，回来说，她扑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我说：‘你去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解放军的这类举动，使各阶层人民都对于共产党有了无限的敬佩之心。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

冯友兰说“事后我听说，解放北京以前，党中央预定了一个处理各大学的政策，第一步是‘按而不管’。事后我体会到，这全政策是完全落实了。文管会第一次来清华，本来就应该派军代表的，可是没有派，而是让原来的那些人继续维持校务，只派来联络员进行工作上的联系，先是两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后来是原在清华生物系任教员的吴征镒，这就是‘接而不管’。过了一段时间才派军代表，这就是真正的接管了。这可见党中央对北京这些大学是很重视的，对于它们的处理也是很慎重的。”冯友兰、钱端升、费孝通、张奚苦等知名教授后来都不同程度参与过清华的校务领导。这些政权转移时被特别看重的知识分子，在以后的转变中，也都起了带头作用，不过他们的最终命运也与他们的带头作用相关，在1957年“反右”的“文革”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至于宣传工作，新政权更有优势。从延安时代起，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周扬、范文澜、胡绳、于光远、田家英等，就特别长于做政治宣传工作，他们多数是名牌大学出身，本人又有学术兴趣和相当功力（五十年代翦伯赞、吴晗、陈垣都对陈伯达影响不错，但文革中翦、吴的遭遇都与陈有关，陈是吴承仕的学生），所以在宣传方面，也很有成绩。

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较早从理论上给予阐述的正是这些理论家。陈伯达在《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一文中曾说：“在前一个历史阶段，工农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思想领域上所引起的大革命，既促进了许多知识分子相继走进了为人民服务的行列；在今后新的历史阶段，人民迫切地需要更多更多的有用的知识分子，而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正在促进全国知识界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空前新高潮；和这种新高潮在一起，也就必要旧知识界又来一个关于宇宙观人生观的思想大革命。知识分子们必须根据百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一切学术部门（不论是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去对自己来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范文澜说：“今天，轰轰烈烈的革命胜利，其显而易见易闻，比雷庭泰山不知要高大多少倍，大量知识分子倾向或涌入革命阵营，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可是还有一部分人舍不得旧有的一套，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自嫌迟暮，懒得再下功夫去改造。这两种想法都是不对的，新中国伟大的建设工作——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正开始，只要参加这个工作总是早而不算迟的，关键在于立场观点方法的改变是否早而不迟。如果愿意改就要改的机会，但迟到不禄而还没有而还没有改那就算是迟了。

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经过改造，却改造得很不够，愿意和我的同伴们共同努力，攀着时代的轮子，永远前进。”五二年，周扬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变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一文中说：“思想改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克服一切落后思想，这就包含了一个人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整个思想、情感、心理、习惯、趣味的改变；对于被改造者来说，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时间的、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时间的长短、痛苦的大小，就要看个人主观上自觉的程度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了。”

对思想改造必要性与合理性的理解，许多知识分子都要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好象“五四”的精神就是要向工农学习似的，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民粹主义倾向有关，他们总是对自己通过知识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不自信，以为是不合理的，总有内疚的心理，似乎只有回到工农的地位，他们才感到安慰。陈学昭在《“五四”精神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说：“革命很快要在全国胜利，革命力量由农村推进到城市，城市里有很多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化落后，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产，但是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掉自高自大，轻视劳动的观点，并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才能为革命事业，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好在今天革命力量的强大，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便利的条件，只要知识分子努一把力，不要使自己掉在革命队伍的后边，而是自动自觉的跑向前去，那么思想改造的过程一定可以缩短，痛苦也可以减少，时间也不至于浪费。城市里有很多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工厂和工人，以及其它的劳动人民，到工人中间去，到劳动人民中间去，去帮助提高工人的文化，开展他们的文娱运动，这对于改造自己思想，体验劳动，是一个最好的实践。”52罗常培《纪念“五四”的第三十年》也说：“可是咱们认真检讨一下，这三十年来，国人对于科学的贡献究竟有几椿能发挥民族自己的智能，适应人民大众的需要？对于民主，有很多人也是崇尚假民主。以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为装饰，而不能彻底了解，并推进，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自然我不是说，这三十年来咱们没有值得尊重的科学家和革命家。相反的，我知道咱们确有一些恪守岗位的科学人材，埋头实验室里得到独立自发的贡献；更有无数身体力行的革命志士，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不惜摩顶放踵的牺牲自己去争取人民大众的福利。可是，也仍有一些只是口头叫喊的，不是实事求是的；言论民主，行为不民主的也不乏实例。这种幼稚病是成年人不该有的。”53欧阳予倩《回忆与感想》文章中说；“中国的人民站起来了！全中国就要解放了。毛主席说：这还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召示，使用我们感到今后的责任更重。的确，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真是千头万绪。因此每一个都要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有所怀疑。”

知识分子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了出去，他们不会想到这样做的后果，从此以后，一个阶层在社会上独特地位的消失，此后，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

思想改造的最理想目标是这样的：“接受党的领导，具体地说就是一切听党的话。好好听党的话，党叫做的事情就做，党不叫做的事情就不做，同时在运动中要认真地领会党所以叫我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这样是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不犯错误最可靠的办法，也是进行思想改造的快捷方式。听党的话，接受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不仅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而且要听你所在的单位党组织的话，有事向党组织报告，有困难向党组织请教，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党的领导，听党的话。”55刘再复曾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性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上，对农民的盲目崇拜，确实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题之后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这就使得自己进一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本性，顺理成章地变成革命王国的驯服臣民。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除了农民化过程之外，还有一个国有化过程。国有化是在经济国有化的同时，要求精神文化的国有化和个体心灵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判，逐步磨灭知识分子的个性、个人生活空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把他们变成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变成政治服务的工具。1949年之后，不断地批判‘知识私有’，不断地批判个人主义，把知识分子的工作全部纳入国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