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胡适与厦门大学

中国1949年以前的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在这之后依然存在的很少（主要指校名和校址），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是少数在校名和校址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大学，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相对而言是最容易保存完整校史的大学，而其他早年的私立大学就没有这样幸运，甚至包括一些当时的国立大学（比如中央大学后来就消失了）。在这一点上，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校史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一样，有完整的连续性，这为保存一所大学的历史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记忆。本文研究胡适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主要是想在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中重新发现历史记忆中较容易忽略的东西。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史料中，大体可以判断，胡适成年后没有到过厦门，自然也就没有到过厦门大学，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病逝于厦门。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六月廿八日到厦门，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一个牺牲！”胡适父亲在厦门的住处叫“三仙馆”。

本文注意到胡适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主要基于两种历史事实，一是厦门大学对胡适的敬意，二是胡适一生与厦门大学校长的直接和间接关系。考察这种关系，对于深入了解厦门大学早年的学风和它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有启发意义。

胡适一生对私立大学的评价很高。凡谈论中国高等教育，他始终把私立大学放在与国立大学平等的地位上，无论是在抗战前的庐山谈话会上还是1947年写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在胡适的大学观念里，从没有把私立大学排除在外。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比较自由，更少限制”。胡适的这个评价中，自然包括当时的厦门大学。

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建校初期，曾从全国各地聘过许多教授，其中尤以1926年前后从北京大学聘任的教授为多，如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孙伏园、川岛等等，这些人多数与胡适有密切交往。因为这些交往关系为人们所熟知，本文不再涉及，这里只对以往研究中为人忽略处略作说明。

一、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当校长

一所大学追求的主导价值，常常可以从他聘任何种类型的大学校长的选择上看得出来。1949年前，对于私立大学来说，大学教授自由流动和大学校长自由聘任方面尤为自由。今天谈论厦门大学较为人注意的是它和鲁迅的关系，但一个基本事实是鲁迅对厦门大学的评价并不高，《两地书》原信中曾有“厦大是废物，不足道了”的说法。1927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后给韦素园写信，提到该校“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在骗取陈嘉庚之钱而分之，学课如何，全所不顾。且盛行妾妇之道，‘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恶，真是好看，然而难受”。

鲁迅在厦门大学短暂的经历并不愉快，而且这一经历很可能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职业选择，因为1927年后鲁迅选择了自由作家的生活方式，终身不再进入大学。

1926年秋天，厦门大学聘任鲁迅的时候，鲁迅45岁。10年后厦门大学拟聘胡适作校长时，胡适恰好也是当年鲁迅到厦门大学时的年龄。厦门大学选择胡适来做校长，至少可以说明厦门大学当时认同胡适的社会声望和他的思想倾向，同时说明厦门大学期待追求的学风和大学的建设目标与胡适的理想相近。

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做校长的历史根据出自台静农，是台静农晚年和胡适的助手胡颂平说起的，胡颂平把这个信息记在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1937年4月18日：今春，厦门大学拟聘先生为校长，托由台静农代为接洽，先生婉谢。”胡颂平特为此条加一注解：“台静农与编者谈起先生复他的谢绝之函，惜已遗失。”

虽然台静农不可能提供胡适的原信，但作为这一历史事实的确切证据，从一般的经验判断，台静农的话是可信的。台静农本人和鲁迅关系很近，晚年在台湾回忆这样的历史细节，没有任何编造历史的企图。另外，如果是私人请托，以后有可能从厦门大学早年领导的相关史料中找到印证；如果是机关决定，有可能在厦门大学的相关档案中发现记录。

1936年12月21日，台静农有一封给胡适的信，当时台刚要离开厦门大学去山东大学任教。他在信中和胡适谈到厦门大学的情况：“至于厦大，过去两年，辨明先生任院长，力加整顿，情形渐好。本年因辨明先生与陈嘉庚氏有改革学校之约，后为林文庆氏所知，因与其左右力攻辨明先生……辨明先生不安其位，辞去文学院长，厦大一切从此操于林氏左右两三人之手（教育部有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之创办，赵元任先生推荐辨明先生任校长，就否尚未定）。开学后，学生一度罢课，要求国家收回，校方恳请厦门市长出面调解，风潮始息。政府年出十余万之津贴，竟任其腐败下去，实为可惜。”

台静农同时还对胡适谈了他在厦门大学的另一种感受：“往年生在北平任事，实为隔膜，近年以来，据所知者与北平较之，相差诚远。如学校当局，除对外敷衍政府功令外，对内唯希望学生与教员相安无事而已；至于如何提倡研究空气，如何与学生及教员研究上之方便，均非所问。长此以往，诚非国家之福。”

台静农此信是在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做校长前几个月写的，对厦门大学基本上是负面评价，所以当时厦门大学留给胡适的印象可能不是太好。至于台静农信中所陈述的情况是不是历史事实，其实并不重要。一个学校的职员对于校政有一些情绪化的负面评价，应该说是所有大学中经常存在的情况。鲁迅《两地书》中对厦门大学看法的情形，也大体相同，多偏重于个人感受，难免情绪化，只能作为完整判断历史的参考。

台静农后来对胡颂平说，胡适谢绝了厦门大学对他的聘任，没有说明什么理由。不过从当时胡适的处境和社会地位观察，他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台静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和鲁迅与胡适同时保持较好关系的一位，晚年在台湾依然保持了与胡适的友好关系。1959年12月12日，胡适给台静农一信：“今天翻检月涵先生送我的《歌谣周刊》合订本四册，其中有你的《淮南民歌》第一集，共有一百十三首，还有你《致淮南民谣的读者》短文一首。你那天说，你已没有存稿了。何不用这本《歌谣》作底本，叫人重抄出来，校勘一遍，重印成一个单行本？”

抗战期间，胡适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对当时厦门的情况很关注。1939年5月13日，胡适给外交部电报：“日机轰炸重庆、福州、宁波、汕头等处，美外交部已令驻日大使根据人道立场，向日抗议。日占领鼓浪屿租界，美外交部已据厦门领事报告，正研究。各报均载此消息，尚无评论。”5月27日，胡适给重庆外交部长电中说：“美国海军之调回太平洋已足使敌人震惊，鼓浪屿之美、英、法海军合作尤出敌之意外，号称受中立法束缚之美国，忽然与英法各调兵舰到厦，各派四十二名陆战队登陆，而美国报纸无抗议，国会无质问，岂非揭破中立法之大谎乎？盖美国总统为海军元帅，其权力足以造成作战局面，此点似甚使敌人注意。”

把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大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是中西方所有大学的习惯，有时候因为历史人物的突出重要性甚至会忽略那些重要人物和一所大学关系的真实历史，比如鲁迅和厦门大学的关系就是一例。对于一所今天还存在的大学来说，强调历史人物与它的关系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常常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些历史人物的社会声望对学校会发生另一种意义的影响。同样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胡适与厦大的这一点关系，不过这是没有发生关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