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余英时著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时光不断淡化人们的记忆,当年名满天下的胡适博士,在今日一般人的心目中已逐渐模糊;不过,文史学者研究胡适的兴趣,尚未见中衰,书商出版有关胡适的资料,热忱犹高。海峡两岸先后编印胡适日记全编或全集,足以为证。
研究胡适的论文与专书,数量之多,诚为近现代学人中所罕见。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以及“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顾其题目思其义,乃是对胡适生平与思想做出新的评估,并提出在学术研究上的全新见解,亦必然是读者的期待。展卷之后,才发现“重寻”的“胡适历程”并不很完整;“再认识”的“胡适生平与思想”也不全面。事实上,这本“专书”,主要是由三篇序文、外加三篇短文所组合而成的文集,但并没有组合这些不同时候、不同场合所写文字的导论。除了第一篇序文为《胡适日记全集》而写,是新作品之外,其余都是旧作,特别是篇幅较长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不仅是二十一年前的旧作,而且单行本问世已久。买书的朋友新旧一起买进,固然值得;只是二十年以上的旧文似乎难以与“重寻”或“再认识”的题旨相称。
此书中的新内容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意在根据胡适的日记来“澄清”胡适一生中各个时期的若干“疑点”。所谓疑点,就是胡适一生中值得质疑之处、可议之处;而余氏的澄清,即要消弭这些疑点,虽自称“没有为他‘辨冤白谤’的意思”,但是若果能“澄清事实”,就有“辨冤白谤”的效果。胡适考证《水经注》终生不懈,岂非就是为了澄清事实,以达到辨冤白谤的目的吗?不过,事实往往并不那么容易澄清。
余氏澄清事实的主要依据就是胡适的日记,根据胡适日记所载来纠正一些有意或无意的误传与谬误,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胡适日记的权威性也不能说百分百。除了日记常因事后追记、补记而失真外,胡适由于成名甚早,而又爱惜羽毛,他的日记明摆着是要公诸于世,给别人看的,不免因谨言慎写而掩遮真相。换言之,胡适的日记并不全是胡适的私密空间,像他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陈寅恪就是记性好”、“雷海宗就是笨一点”、“马寅初每天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等“真情表白”全无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是找不到的。
本书作者极力要澄清的几件事,特别值得提出来讨论。首先余氏旧事重提,颇责备唐德刚对胡适获得博士学位过程之质疑,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全无问题,除了因‘论文缓交’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12页),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只是“手续未完”而已。其实,胡适在一九二七年获得博士学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唐德刚亦如是说;问题出在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的十年之间,胡适并未拥有博士学位,就自称博士,并将博士头衔印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封面的右下方(不过后来各种版本的封面已不见了“胡适博士著”字样)。大力捧胡而又出版《犹大之吻》来痛骂唐德刚的苏雪林,也承认她当年上胡适课时,胡适用的就是印有“胡适博士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她引胡适的话说:“我向来不喜以学位的头衔炫人,这‘胡适博士著’数语,是出版商弄的花样。”所谓不喜炫耀学位,乃表示有学位而不炫耀而已,至于出版商又如何能擅自弄此花样?如苏雪林所引不误,反而显示胡适的不诚实。当年北大并没有非博士不能当教授的规定,若非胡适尚未取得学位时已自称博士,就不会有识者所谓“老胡冒充博士”的反应,朱经农也没必要在一九一九年的信里提醒胡适,并希望他赶快将论文印出,以释群疑。胡适在如此压力下,并没有尽快将论文印出,取得博士学位,却等待了十年之久,当然可疑。余氏的解释是: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换言之,胡适无暇去印论文、拿学位。然而,如果学位考试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通过,论文既不需要大修或小修,但须交给书商印书,则所谓“没有时间”或“没有念头”(在朋友们质疑下念头应该很强),就难成理由;剩下的理由没钱印论文,恐怕也难以成立,其中必有蹊跷。唐德刚曾告知笔者,胡适博士论文未于一九一七年通过的档案资料仍存哥伦比亚大学,他曾取阅过,也曾当面与胡适谈过;不过,现在这些档案非经家属同意,不再能够调阅。再说,即使“论文缓交”是惟一原因,论文乃完成学位之所必需,那十年间胡适最多只是“博士候选人”,就自称博士获得者,当然会衍生出“诚实”问题。这些“小事”,虽系“白璧之瑕”,也许不足深论;然而余氏重新提出,就不得不论,自有助于对胡适及其性格的理解。无独有偶,《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序有言:“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秉有汉学的遗传性”,蔡氏固不明胡氏的底细,而胡适明知而照登在书前,直到后来有了“安全感”后,才说原非出自汉学世家的绩溪胡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