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

一、引言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任公（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梁之讲义，“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于是梁钱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

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氏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非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进展。若仍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一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

本文述评钱穆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任公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钱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钱书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钱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钱氏清学史的看法。

钱氏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与任公“立异”之外，亦有阐释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究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

二、清学史渊源

清朝享国约三百年，钱穆与梁启超所谓三百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实甚显然。梁以清学始于对晚明弊政与王学流弊之“反动”，明末西学之输入，藏书、刻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所言虽仍不免简略，却眉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潮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任公一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绝不提十六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径谓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揭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则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作近九百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三百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挽王学的末流”，而且“抨弹政治之现状”。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钱氏虽亟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嗣响，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固非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然则，钱氏径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无乃太过？事实上，钱氏首章所讨论的黄梨洲、王船山、顾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纠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济之，并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的定论。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船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犹多”，仅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计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吾国传统文士，转录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与梁氏之异，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巨子，学者景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氏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首揭梨洲虽出自阳明，实已提出致良知的新解，谓致即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然其断定“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则颇言简意赅而不可移。钱穆所谓，梨洲“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并未超出梁任公所提致良知的新解。

钱穆论梨洲政治思想一节，多取《明夷待访录》，所论与任公也少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已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异者，主要是《待访录》之所以作，任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将俟虏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钱穆则据全祖望之言，谓成书之时（1663），“潮息烟沉，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待访录》成于梨洲五十四岁，实为梨洲政治兴味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然而，事实上梨洲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兴味，似乎仍有所待。据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知乃《待访录》之底本，成于前十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茍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足见梨洲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固非近人之比。

钱穆于任公赞赏梨洲《待访录》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学说，虽无异词，却有一语暗批任公曰：“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任公并非不知梨洲处境之艰虞，若谓“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始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虞而持此创辟之见，正梨洲之所以异于常人也。钱与梁对梨洲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

王夫之号船山，其书至十九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予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首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谓“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钱穆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健实多了”。钱亦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阔，幽微精警，盖无多让”。

梁揭出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而钱亦言船山切中流俗，砭“后世言心者，蹈虚落空之病”以及“虚知浮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此论也未脱任公所说，船山提倡实行而不废原理。钱穆固标出船山喜言变动与宇宙演化之妙，谓王氏人文进化之说，“闳辟深博”。唯船山之演化观，不仅演进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迹，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惜钱氏未及见之。钱穆甚赏王学，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绳律之严，仍是宋明儒家矩矱”，尤与张载《正蒙》的学风为近，展露钱氏一贯崇宋之主见，亦因而相较之下，颜元汩于习行，戴震耽于情恕，以钱之见，皆不如船山之正。然以钱氏之严夷夏之辨，于论吕晚村一节，多有发挥，竟未就船山贵华贱夷的强烈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仅以“《黄书》于种性夷夏之防尤谨严”，一语带过，未免失之交臂。

钱穆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梁书，但论点颇异。钱穆一则曰，“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再则曰，经学即理学，“亦非亭林首创”，因钱牧斋已先言之，意在驳斥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钱氏于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然而细察之，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亦清初不作第二人想，不仅认同任公总括顾学“博学有文，行己有耻”之精到，而且认为并世学者“皆不足相肩并”，“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又谓“以后清儒率好为纂辑比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结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诬也”。然则，钱穆虽不云亭林为汉学开山，实已肯定其开山之功，与任公所言，大同之余，小异耳。

总之，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故提倡实学。清学之渊源于此亦显而易见。钱穆虽言清学源自宋，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反响。太炎所谓，宋学至清已“竭而无华”，亦属事实。钱穆对于清初三巨子的评价，实与梁启超所见略同。

三、清中叶之考据学

钱穆以传统学案体写学术史，但见学人先后出场，却难见学术与学派之演变。乾嘉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但钱书实未能尽道其来龙去脉，而于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亦颇持异议。虽仍以乾嘉考据，上承亭林，然承袭之迹不明。白寿彝曾批评钱穆将顾视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抄书匠，歪曲了亭林考据学的优良传统，虽言之尖刻，不谓无见，钱穆尤其不应误解亭林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顾氏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窜他人的著作，还不如忠实的抄书，而此一误解，确也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所谓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续复古与抄书的传统？显然不是。

梁启超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篇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系对乾嘉考据学的详细总结。由此总结可知，所谓乾嘉考据学，确不免饾饤烦琐；为考据而考据之讥，亦非无据。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常谓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乾嘉正当清之盛世，始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对文化的承继，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谓乃自明末清初以来，重视“道问学”的自然结果，能以内缘说补外缘说之不足。惟道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殊不可一分为二。

钱穆论乾嘉巨子，以专章述戴震（东原）与章学诚（实斋），于两氏学术思想之交涉，语焉未详，后由其门人续成之。戴震与章学诚虽为乾嘉之要角，未得谓包揽乾嘉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钱书论及乾嘉时代，也未暇多言时代与学风的关系，亦看不见亭林考据学发展至乾嘉的过程，以及两者间之异同。

休宁戴震（东原），可说是乾嘉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不仅在考据上别开生面，从字义、名物、度数以通经意，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尤令后世学者敬佩。胡适之就把戴东原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梁启超也说，东原所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而尊汉鄙宋之意溢于言表。然此恰非钱穆所能接受，并见诸其论述之中，如谓东原学自江永，徽歙又是朱子故里，风尚笃实，原亦尊朱；所谓戴学原出朱学，章实斋已先言之，惟钱穆认为东原论学之变，由于受到惠栋的影响，始尊汉诋宋，亦因而使钱诋戴，若谓“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潜校《水经注》，伪谓自永乐大典辑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则又效实斋之叱戴矣。胡适之穷毕生之力治《水经注》，不亦为戴氏辩诬乎？

学者间相互激荡，事属平常，然东原是否闻苏州惠氏之风而变，并无确据，一如胡适疑心《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受到颜李学派的影响，没有确据。但东原的学术思想，却可分前后两期，而后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学术与思想。即使他最后受到惠栋的影响而变，他的学术之精深，已远远超过惠栋。戴学既不能归功于惠栋，亦不能将戴之抑宋攻朱，怪罪于惠栋，更不能说，戴助惠夺宋儒讲义理的传统，何况学术思想之变，不可能突然发生，而是其来有自。余英时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经考》与《经考附录》，发现“东原后期思想的发展大致都可在此早其作品中得其根源”。然则，戴氏思想有变有常，仍具思想发展的一贯性。东原晚年从辨性欲到辨理气到辨理欲，亦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似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导。

钱穆虽认可东原考证之精卓，然并不认同其义理。太炎尝言，戴之名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出，学者自是薄程朱”，而钱穆尊崇朱子，始终如一，晚年撰百万言《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论，故斥东原所论“激越”、“深刻”、“诋毁逾分”，于东原颇致憾焉，亦因而下视东原曰：“余观船山议论，颇多与东原相同，然船山极尊宋儒..其识超于东原矣”，因亦颇为借重章实斋批戴之言，若谓“东原以朱学传统反攻朱子，故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也”，更说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以夺戴学之长，并断言东原慧有余而识不足。钱穆恨与朱夫子为难之人，颇似方东树。

钱氏矛头既指向东原，于章实斋自多表同情；然章氏在乾嘉时代实遭冷遇，其书亦未出，钱穆专章论实斋，以与东原相抗衡，已张大其事，所谓“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亦如任公谓章学诚为乾嘉全盛期与蜕分期间一重要人物，不免夸张。实斋之成为重要人物，乃后世之发现与认可；实斋之学，也多后人主观的诠释。实斋针砭汉学家之言，既非乾嘉汉学家所知，则又何从影响其时代？

一时代学术之重要，端视其影响的深浅，以及反响的轻重。就此而言，戴震无疑是清中叶最重要的宗师。梁启超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最能光大戴门之业的后学，显然着眼于正统汉学之朴学，其一脉相承，增事踵华之迹，厘然可寻。钱穆则以焦里堂（循）、阮芸台（元）、凌次仲（廷堪），继戴之后。三人固极重东原，亦皆受东原的影响，然未尽受戴氏藩篱。即依钱穆之见，焦循虽学宗东原，不免“溺于时代考据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艺之才”，故思辨深湛，“可与东原实斋鼎足”，甚至“较东原为圆密”，亦因而能不随汉学家考据之风起伏，进而能综戴章两家之长，自树一帜。所可议者，里堂既未得读实斋之书，又何从综其长乎？不过，焦循的思想，确有可述，尤其时变旁通之义与异端执一之说，非同凡响。钱穆虽言里堂旁通异端之说颇详，惜未能就两者之意义多所发挥，如时变旁通，是否已发清季变通思想之先声？异端执一，是否已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论，实无须局限于汉宋调和一端也。

阮元之学，固亦植根于东原，主古训明而后义理明。钱穆因见阮之长于归纳，有别于焦之长于演绎，故谓阮重实事求是，近乎朱子；焦主自思求通，近乎陆王。由焦阮性情之异，以明学途之异辙，再因阮氏出处较显，助成汉宋兼采之风。钱氏此见，可称明通。至于凌廷堪，钱穆认为亦承东原之风，虽以礼易戴之理，然论经实与戴同尊荀卿，曰“东原言性善，专就食色之性言之，与次仲言礼，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同一失也”，而凌分树礼与理的旗帜，更严汉宋门户，则扬戴之风而益甚矣！唯凌亦颇道汉学流弊，不以“好骂宋儒而高自标置”为然，也不以“许慎掩周孔”为然。类此皆颇合钱穆之意，钱梁标举东原后学之异，可以略见汉宋门户，以及两人道术之异趣。

钱穆述论焦循、阮元、凌廷堪之余，附录方东树（植之），涉及清中叶学术史上一大公案，事关桐城派挟怨攻伐汉学。梁启超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余遗力”。惟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故多迂旧”，然仍谓“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钱穆则谓，方东树之书“颇足为汉学针砭”，尤乐见其“尊护朱子”，虽云方氏“肆口无忌”，其书之水平也不及实斋之《通义》与陈澧之《学思录》，但风格差近，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并可绝其病痛者。但是梁钱两氏，均未对此一公案作全面的探讨，亦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钱氏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隐约不彰。

按照章太炎的说法，戴震治学深遽，令诸儒震悚，愿为弟子，天下人遂敬重经儒而轻文士，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桐城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的桐城义法，但是桐城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遭轻蔑。姚鼐想做戴震的学生，未被接纳，感到羞辱，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后来方东树写《汉学商兑》，虽不完全是诬谰之言，然方氏本人，亦属文士，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附言，所言汉学弊端，仅仅是微识，反增纠纷。近人朱维铮于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略谓姚鼐死后，江藩撰《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又撰《宋学渊源记》，独不记桐城诸家，因而结冤。方东树即姚门弟子，反应最为强烈，凡与汉学有关之人，都在攻击之列，尤集矢于戴震与扬州学派，以维护朱子与发明道统自任，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颇得桐城、阳湖两派之声援。更有进者，方东树身后，正值咸同大乱，曾国藩辈以当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汉学商兑》亦随世变而风行一时；然而变局之下，汉宋实两败而俱伤，双双凋零。朱氏所论，颇能补梁钱两公之阙。盖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须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且须顾及学者间之隐情私衷，亦须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钱穆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史藩篱，殊难畅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

四、晚清学术史

晚清学术，肇自乾嘉朴学式微之后，讲求复古。乾嘉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游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烦琐，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际，衰象已著。梁任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拘迂，汉学本身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与善疑之矛盾，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思以经世济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乾嘉清学的衰微。钱穆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原以来，朴学家力訾宋儒之非是，故述衰世之继起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救学与兴学的良方。不过，倡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以降的世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

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今文的复兴而趋分裂。今文之复起，自与乾嘉笺注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今文之阐抉奥旨，往往牵缀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钱穆所能允可，故目为好诞之风，较其弊视惠栋尤有过之，若谓“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治道同趋凘灭，无救厄运”。钱穆此语，总结经今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治道的凘灭，甚至将清代之覆亡，归罪于经今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

梁启超将经今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钱穆也认为常州今文学，虽然起于庄存舆，立于刘逢禄、宋凤翔，然变于龚自珍与魏源，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始将今文学派之轻古经，推展到注重时政。龚氏确是清儒在百年文字狱阴影之余，首开发舒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乾嘉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声，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士人。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探细究。然钱穆或因其鄙视今文之故，对龚氏的评价偏低，一谓其承袭章实斋之说，再惜其屡试不售而消极，以致于“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审适从之慨”，又说“定盦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开风气”，虽可说明即使定盦也不能有所作为，卒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1-1872）。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钱氏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持论显然与乾嘉汉学家异，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氏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士风为己任。曾氏礼论，谋汉宋会通，扶植礼教，而礼以时为大，遂达经世济时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钱氏不仅以专章述曾，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钮，尤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又说“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侔焉”，尤推誉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致于“涤生之所成就，不仅勘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故亦少见其匹矣”，故而“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于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固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也。

曾国藩之外，另一获钱穆青眼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澧，号东塾。东塾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钱氏以东塾身值大乱衰世，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失，故欲挽风气，砭流俗，主汉宋兼采，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钱氏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与章实斋挽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义，更何况钱穆又说，东塾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欲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塾乃汉学之振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者，钱穆于东塾的学术实未予多许，若谓：

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谓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唯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陈澧？原来钱穆拳拳致其向往之意于东塾者，因东塾力斥士情既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颇中钱氏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朱子郑君云云，立见钱氏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与夫论学好恶之所本。

康有为虽是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之“殿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钱穆对康之评价甚低，与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回异。钱氏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季平范围”，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径称廖门？至于礼运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剿袭也”，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仁学。然则，依钱穆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钱氏清学史的完结篇遂有极为消极的结论：

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销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以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此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适成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

“扫地赤立”，未免言之过当；盖后起者，颇多自认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康之思想非无创意，所谓矛盾冲突也非不可解释。康有为固然受到廖平的启发和影响，但两者的规模与目的绝异，殊不可同日而语。萧公权先生之研究，已有定论（1988）。于康之评价，非萧钱两氏可各持一端之词，而属是否公平判断之事。将康氏震动一时，影响深远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说成完全剽窃廖平几无影响的〈知圣篇〉与〈辟刘篇〉，并不公平。既谓窃自廖平，所窃之货，无论好坏，自应由造货原主负责，却又集矢于非造货之人，径谓“长素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徒乱后生耳目”。果如钱穆所言，其说来自廖平，则抹煞曲解之罪，岂非应归之廖平才是？

康氏论学，确常不顾证据，强词夺理，梁启超亦不讳言。钱穆就纯学术之观点，批评康鲁莽灭裂，亦不为过；然而不能不体会康氏著作之微旨，原不在纯粹的学术考证。康明欲学以致用，甚至以学术作为达到政治改革的手段，亦因此能在思想界引发飓风和火山。钱穆认定“康氏思想之两极端”，以为戊戌变法是走急进的极端，而民国以后，反对共和则走保守的极端，似乎前后自相矛盾冲突，实则未能全面掌握康氏三世说而致误。康有为演三世说为政治改革理论，一个基本点就是制度演变必须循序渐进而不可躐等。戊戌时期，保守势力仍强，必须极力求变，而民国以后，未行君主立宪就遽行民主共和，有违渐进之意，造成纷乱，故极力反对。若知康氏理论之整体性，便知并无重要的矛盾或自相冲突之处。

萧氏研究康有之最大贡献，要能厘清康之现实面与理想面；现实面冀由改革而臻中国于现代化富强之域，而理想面则求世界大同于未来，乃分属二个不同的境界，当前与未来的关切原本不同，并非矛盾。就康之大同理想而言，内容之丰富，诚如萧氏所说，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足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凡细读康氏《大同书》者，当有同感，而钱穆竟视之为“无端发此奇想”，“以空想为游戏”，“侈张不实之论”。中外乌托邦思想多矣，精深或浅薄仍有其客观标准，非仅凭个人好恶同情与否而能断言者。钱氏恶今文，视改制为荒诞，无从体会康有为思想之重要与意义，失之多矣！

西力东渐，乃康有为及其同时代有识之士无可回避的挑战，故探讨晚清学术思想必不能不细考西方因素，而西方因素正是钱穆论晚清学术史之最大盲点。他仍持有根深蒂固的本位主义思想，谴责用夷变夏，而不去处理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的新时代课题，以致于在钱氏笔下，清代学术思想传到康有为，变得矛盾冲突，一无是处，无所适从，而有“扫地赤立”的错误结论。

五、结语

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钱氏自身之学术思想背景如此，其论清学史亦只能选取若干学者，述其传略，摘取其著作要点，以其个人的信仰加以评论而已。取样不广，难见学术思想之全貌，一时代精神文明的整体，只能说是学者之学术思想列传。其所论清初学者，议论与梁启超略同；论清中叶乾嘉考据学，则与梁较异，钱恶朴学鄙宋攻朱，颇致讥弹，而梁则甚喜朴学的实证风尚；论晚清则钱梁所见绝异，道咸以后思想之变局，莫重于经今文的勃兴，学者由论证而图政改，康有为以学人推动变法而至高峰，故梁视康乃晚清今文运动之中心，斯学之集成者，而自称今文学派最猛烈的宣传者，亦自认学术活动虽具政治色彩，然寄望于新时代之启蒙，甚为殷切，意颇乐观。钱则视今文改制说，荒诞不经，较惠栋犹有过之而无不及，视康有为如学术之罪人，以其为清学之总结，亦足见政学俱亡之不可挽救，其情悲观。两氏背景与思想俱异，遂有颇不相同的学术结论。

从现代的思想史研究而论，钱穆与梁启超在方法上均无多突破。现代思想史贵知在特殊历史时间中，思想与思想间的相互影响与演进，以发现其时代思潮的特征，而时代思潮面向须广，非仅由名家巨著所能形成，于不见经传的短简小册之中，也可窥测时代思潮的趋向。时代思潮错综复杂，非必一致，同中或有异，而由一时代转变到另一时代，也非干净利落，往往新光映幕而旧影犹在。清学史自早期经中期到晚期的纵横发展与演变之迹，以及在整个思想史上的意义，犹待在先贤开拓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