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钱氏自身之学术思想背景如此，其论清学史亦只能选取若干学者，述其传略，摘取其著作要点，以其个人的信仰加以评论而已。取样不广，难见学术思想之全貌，一时代精神文明的整体，只能说是学者之学术思想列传。其所论清初学者，议论与梁启超略同；论清中叶乾嘉考据学，则与梁较异，钱恶朴学鄙宋攻朱，颇致讥弹，而梁则甚喜朴学的实证风尚；论晚清则钱梁所见绝异，道咸以后思想之变局，莫重于经今文的勃兴，学者由论证而图政改，康有为以学人推动变法而至高峰，故梁视康乃晚清今文运动之中心，斯学之集成者，而自称今文学派最猛烈的宣传者，亦自认学术活动虽具政治色彩，然寄望于新时代之启蒙，甚为殷切，意颇乐观。钱则视今文改制说，荒诞不经，较惠栋犹有过之而无不及，视康有为如学术之罪人，以其为清学之总结，亦足见政学俱亡之不可挽救，其情悲观。两氏背景与思想俱异，遂有颇不相同的学术结论。
从现代的思想史研究而论，钱穆与梁启超在方法上均无多突破。现代思想史贵知在特殊历史时间中，思想与思想间的相互影响与演进，以发现其时代思潮的特征，而时代思潮面向须广，非仅由名家巨著所能形成，于不见经传的短简小册之中，也可窥测时代思潮的趋向。时代思潮错综复杂，非必一致，同中或有异，而由一时代转变到另一时代，也非干净利落，往往新光映幕而旧影犹在。清学史自早期经中期到晚期的纵横发展与演变之迹，以及在整个思想史上的意义，犹待在先贤开拓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汪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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