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邓铿被暗杀真相探索

作者介绍

汪荣祖：现任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大、政大、台大等校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著作：《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格传》、《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学林漫步》、《诗情史意》。

几年前，看到中国大陆制作的大银幕彩色历史片“非常大总统”，其中有陈炯明派人枪杀邓铿于车站的镜头。这当然反映出大陆历史学者的看法，但台湾历史学者的看法也一样，例如张玉法在他的“中国现代史”中说：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陈炯明遣刺客刺杀负责筹措北伐经费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长邓铿。

两岸历史学者看法一致，虽无实据，却是事出有因。有因者乃因大家认为陈炯明是军阀，军阀杀人，便深信不疑，何况指陈炯明杀邓铿是胡汉民说的、是孙中山说的。但陈是胡、孙的异己者，靠冤家对头的指控来定罪，能成立吗？然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民国人名辞典”“邓铿”条，仍是根据胡汉民的话来做结论的。长久以来，大家都以虽无实据而事出有因，来指控陈炯明杀人，却无人怀疑喊杀人者，有杀人的嫌疑。

指陈杀邓者，都忽略了陈邓的关系。邓铿名士元，字仲元，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一八八六年元月）生，广东梅县人，自辛亥革命时起，即与比他大八岁的广东同乡陈炯明在一起打天下，他被杀时，仍是陈的参谋长，完全可以说是陈的心腹。他是以陈的心腹与孙打交道的。就像胡以孙的心腹与陈打交道一样。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陈炯明进军广西时，由邓铿全权代行职务，第二年二月，陈回海丰老家，仍由邓全权代行职务，可见信任之专。到邓死时，邓、陈两人毫无摩擦不和的迹象。如果说陈炯明不信任邓铿了，他大可以粤军都督的地位来解他参谋长之职，用不着出此下策。杀人要有动机，陈炯明有何必要杀邓铿？照张玉法的说法，邓铿负责筹措北伐的军费，所以陈炯明要杀他，殊不知真正负责军费的是督军陈炯明，邓仅是他的参谋长，参谋长筹措的，不经直接上司批准，有用吗？事实上，邓铿是十分听命于陈炯明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香港“华字日报”，有这样一则报导：

孙文于两月前与美国购买飞机四架，当孙出发赴桂时，搬运之事未暇兼顾，着朱卓文前往小吕宋运回，朱遂请邓铿派舰到某处接收，邓对此事不敢擅专，答谓须请命于陈总司令，朱则大肆咆哮，谓我孙先生命令，谁敢延玩？邓答之曰：只知服从陈总司令，不知其他，两人大起冲突，其后孙科、陈庆云知其事，前往调解，并即赴梧晋谒陈炯明（时陈已班师返至梧州），只述孙意见，派舰往接收该项飞机，当时陈已首肯。及陈氏返粤后，邓氏将此事之头末告之陈，并请辞职，陈大怒，遂欲下令将该局（按指航空局）解散，而派舰接收之请，亦即取消，而朱（航空局局长）亦于昨日赴桂，力陈此事，听候孙文解决云。

从这一段当时的报导，可见邓铿是“只知服从”陈炯明的，在陈与孙的冲突中，邓完全是站在陈这一面，而陈也是完全袒护邓的。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主要争执在于北伐一事，孙要北伐统一，陈要搞联省自治。在此一争执中，邓又是站在那一边呢？大陆学者丁身尊说：陈炯明于“一九九二二年三月，又派人暗杀了坚定拥护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意谓邓铿因拥护北伐而开罪陈，其实全不是这回事。根据当时（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华字日报”的报导，孙中山到桂林去之前，陈与邓即已不同意孙北伐，报导说：

孙筹备出巡时，曾令陈（炯明）策速招卫队三营，并委以手谕，着赴总司令部领枪五百枝，配足子弹，随同赴桂，结果卒被禁不得向各属招兵、枪械交涉，邓铿初谓现无械存，双方几致决裂，始姑先给予三十枝。孙深滋不悦，但亦无奈之何，有此二种阻力，孙遂决计往桂省，招集散兵绿林，从速编练。

如果说邓拥护孙的北伐，为何不肯爽爽快快把五百枝枪交给孙中山呢？说邓站在孙的一边，完全是一厢情愿之词。不过，陈与邓虽不同意孙北伐，尚未与孙决裂，孙要北伐仍须靠陈炯明在经济上的支援，陈亦未一口拒绝，所以界限尚未十分划清，以致易把邓误看成在孙的一边。

我曾见到五○年代莫纪彭在台访问纪录初稿，莫氏乃黄花冈之役的四大队长之一，与邓铿在清末即相识，他极肯定地指出，邓铿绝不可能是陈炯明杀的，并举出几项事实：（一）“竞存（陈炯明）决定下野，搭车返惠州时，余往送行，见邓妻犹亲往车站送行，且登车坐竞存侧，如果真有杀夫之仇，则竞存已下野，邓妻可不必再来送行，尤其不必登车惜别也”；“邓铿为竞存之部将，地位悬殊，竞存万无疑忌之必要，仲元（邓铿）亦不会有觊觎之野心，并且两人为惠州一带同乡，辛亥惠州光复之役，仲元即参与，以后始终追随竞存，竞存之部将多起自草莽，仅仲元一人受正规军官教育，因此甚获竞存之荷重，屡加擢升，终畀以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长之要职”。

莫氏极有力地指出，邓铿不可能是被陈炯明所害。他认为“仲元之死，实因缉获大批走私鸦片，广州烟商恨之入骨，而必欲致之死命也”。他的依据是：“缉捕鸦片走私，虽非总司令部参谋长之职责，但邓铿素性苛细……迳行押送省长公署，烟商遂无活动转圜之余地。此批烟土价值至昂，烟商痛心之余，乃必欲杀之以泄恨。”说烟商杀邓铿虽有些理据，但莫氏不及细想，烟商有此胆量吗？他们既知鸦片一旦送至省长公署，便无“转圜余地”，然则杀了省长的参谋长，省长能不查办杀人的烟商吗？如果莫纪彭知道是烟商干的，难道陈炯明不知道？否则何以未对烟商采取任何行动？显然，莫纪彭在台湾做访问，能够直言邓铿非死于陈炯明之手，已属可贵，何能期望他直指邓铿乃死于孙中山之手，只好说是为烟商所害。

邓铿为孙中山所害，有什么证据呢？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之失，乃是不知“黄雀饲蝉”，此“黄雀”乃是在华做壁上观的洋人。当时在广州的英国与美国的领事，都对邓铿命案搜集了情报，向他们的使馆做了详尽的报告。英国领事占武臣（J.W.Jamieson）是一中国通，情报尤其灵通。他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发给北京使馆的电文，透露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他首先提到，孙中山于上月底（按即三月底），放弃以桂林做为北伐的根据地，于四月中率其将校返至梧州。孙改变计画，乃因湖南省不肯借道，因唐继尧重得云南，以及贵州叛离，因广西实力的愎振，以及陈炯明对北伐的不感兴趣，雅不愿提供钱财、武器以及军队。孙之失望十分强烈，以至于说长江以南必须铲除的三个人是赵恒惕、唐继尧与陈炯明。孙到梧州后，给陈最后通牒，要求参加北伐以及提供五百万元经费。如果办不到，陈必须离职。极力鼓动此事者乃是孙的心腹胡汉民，胡指责陈与吴佩孚和卢永祥勾结，以反对孙以及孙的盟友张作霖。英国领事接着指出，胡与孙虽都是广东人，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广东的政经各部门。据英国领事的情报，当最后通牒到达时，陈派人至梧州获得“暂时协议”，陈愿参与北伐事务，但既然唯有江西与福建愿意借道，北伐的目标仍极为含混不清。陈氏代表回到广州后，孙即于十九日率众前往肇庆，二十一日下令免陈职务，任命伍廷芳为代理省长，魏邦平为卫戍总司令。今晨（四月二十二日）二时，陈即乘专车返乡，今午一万军队随往。据报孙及部队将于今天下午到广州。英国领事觉得陈突然退让出走，出其意料之外，因二十四小时前，陈仍十分坚定，但与他幕僚商议后，感到无法阻止孙之进入广州。同时，他的参谋长邓铿为国民党所谋杀，巳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其他的谋杀行动亦毫无疑问在考虑之中

我们按诸史实，可知英国领事的情报是相当正确的，他第一手的“众所周知”，绝不会是随便写的。根据他的判断，孙中山的杀鸡警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陈炯明终于决定离开广州。

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于三月二十七日呈华府的报告，陈述有关二十一日邓铿命案，显然是得自孙中山方面的消息，所以说此非政治命案，而是因邓氏人缘不佳，并暗示邓、陈因北伐意见不合。但同年四月四日同一副领事又向华府报告，说是得自广州的外国情报，谋杀邓铿的只有二个可能，一是广西派党徒干的，另一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做为对陈炯明的警告。同年八月五日，美国武官费龙少校在报告中指出，邓铿于孙中山与陈炯明分裂前夕被谋杀。谋杀邓铿的同时，陈的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离开他的汕头总部前往上海。孙、陈决裂后，陈的第三师师长魏邦平先宣布中立，而后于陈去孙来之后，被孙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这位武官因而判断道，陈一时失去了三个忠于他的师长，很显然的，“这一切都是由于孙党黑手所造成的”。同年六月十二日，驻广州美国副领事又向华盛顿报告，根据他所获的情报，邓铿是孙党杀的，孙党且曾有谋杀陈炯明的计画，并说孙常以行刺做为铲除政敌的方法。

我们根据第三者－英美领事－提供的线索，再回头看历史的发展，便不难获致真相。

毫无疑问的，邓铿之死乃是孙、陈斗争的牺牲品。孙、陈斗争的焦点是孙不顾一切地要北伐，而陈雅不愿以广东做孤注一掷，更何况他对联省自治已有强烈的向往。因向往联省自治，故与湖南的赵恒惕有所联系。但孙中山以赵为直系军阀，遂指责炯明勾结直系军阀，而不自知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勾结，甚至结成三角联盟。当直奉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孙中山更迫不及待要北伐，想做全国的大总统。但他的北伐计划外阻于赵恒惕，不肯让孙中山的北伐军借道湖南；内受阻于陈炯明之不肯全力支援。而陈之阻力尤大于赵，不假道湖南，可以假道江西，但没有足够的军队与粮饷，根本无法北伐。故孙中山恨陈炯明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孙欲刺杀陈巳不止一次，只是没有杀掉，但是杀到陈的手下第一大将邓铿，邓可说是为陈而死。

国民党事后还要嫁祸于陈炯明，说邓是陈派人杀的，理由是邓赞成孙北伐。此一理据并无事实根据，然而大家奉孙中山若神明，不疑有他。孙本人却有点心虚，乃为邓立铜像，就像他亲为陶成章纪念堂题“气壮山河”匾额一样，无非是障人耳目。但耳目总不能老是障下去吧！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