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解构靖国神社的政治话语

作者简介

孙江：现为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副教授，东京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近代社会史，思想史。

一

1996年11月24日，《朝日新闻》第35面社会版<青铅笔>栏刊载了一则不起眼的短讯，内容如下：

23日，（原）长州藩城下町、（现）山口县萩市市长野村兴儿访问了福岛县会津若松市，与该市山内日出夫市长会谈。在互相交恶的戊辰战争过去一百二十七年之后，两地的最高首脑终于第一次会面了。以往（萩市方面）曾多次提议和解，但均为会津方面所拒绝。这次访问是在会津市民剧团的邀请、萩市方面强调“私人”、“非正式”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但是，双方达成的共识只有一点，即“现在立刻实现和解是困难的”。萩市市长认为“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隔阂”。与此相反，会津若松市长则说“一场战争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不仅会津与长州如此，日本和亚洲也是如此。”直到最后，二人也没有握手。

阅读上述文字，不难确认如下事实：（1）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前夜爆发的戊辰战争中，长州藩和会津藩之间有过激烈交战；（2）战争致使两地关系长期恶化，事隔127年，仍然没有达成和解；（3）对于这场战争，受害一方的记忆仍以现在时的形态存续着。

人们也许会问，萩市何以会向若松市提出“和解”要求？萩市的前身长州藩在对会津藩的战争中和战后干了什么，以致给对方留下了百年难愈的“伤痕”？回顾日本历史可以知道，奥州会津之战是戊辰战争中最关键的一次战役。同年8月，拥有近代武器的明治新政府军三千人避开正面对决，迂回突袭会津藩中心若松城。藩主松平容保匆忙组织藩众进行抵抗，历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会津藩被迫于9月22日开城投降。是役，会津藩战死者达三千人，包括数百名未成年的“少年白虎队”成员。此外，还有很多人集体自杀。据在日本一所高中任教的今井昭彦博士的研究（《近代日本与战死者祭祀》，东洋书林，2005年），对于这些战死的“朝敌”和“贼军”，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军下令不准收敛安葬其尸体，违者严惩不贷。结果，会津藩阵亡者的尸体被狐狸、鸢鸟啮食，乃至腐烂。直到同年12月，在藩士町野主水等的再三恳求下，才获准由受歧视的“部落民”来埋葬，而且不得树碑题词。死者的尸体固然惨不忍睹，生者的境遇也十分悲惨。会津藩由开启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的孙子的后代所传袭，已历二百多年，战败给会津藩人带来了种种耻辱。会津藩被贬迁到临近北海道的严寒之地斗南藩（现青森县），一万七千余藩士和他们的家属不得不移居他乡；会津人被诬为“会贼”（音kaizoku，与“海贼”即海盗音同），他们居住的地方被蔑称为“白河以北一山百文”，意为穷山恶水，非人所居之地。

与此相反，会津之役后，明治政府为不到三百名的政府军战死者树碑立传，后来还将其祭祀到靖国神社里，予以褒扬。意味深长的是，政府军主力萨摩藩的军队，后来因为与明治中央政府为敌，也被视为“朝敌”、“贼军”。在1877年西乡隆盛率兵发动的西南战争中战死的萨摩藩的阵亡者，也和会津藩的战死者一样，不得入祀靖国神社。而另一支主力长州藩，则作为明治维新的功臣而倍享恩宠，藩士伊藤博文等长期入主中央政治。当长州藩与日本国家开始其“光荣”的近代之旅时，会津藩的子孙们却在经历着“耻辱”的近代。1923年，生前倾力埋葬和祭祀死者的会津藩武士町野主水以85岁的高龄去世，生前留下遗嘱，命其子用粗糙的草席包裹自己的尸体，再用粗糙的草绳将尸体拖到坟地，以此表达对当年政府军酷待战死者的悲愤和抗议。此时会津之战已经过去了整整55个年头！

虽然，上述萩市和若松市的会谈无果而终，但是，为了自己祖先的加害行为，萩市不断提出“和解”要求，市长野村兴儿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受害者的子孙那里道歉，可谓其情切切。另一方面，会津若松市长在公开场合拒绝与萩市长握手的举动不能仅仅视为个体行为，作为一个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市长，即使他个人愿意伸出那只没有伸出的手，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选民和死者在阻止他伸出手，前任市长就因为曾发言响应萩市的和解倡议在市长选举中落选。受害者的历史记忆成了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

绕有兴味的是若松市长的一番讲话，他认为“一场争斗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不仅会津与长州如此，日本和亚洲也是如此。”这位市长的话指的是第二次大战中日本给东亚各国所造成的伤害。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战争伤害所带来的记忆即使时过60年仍然没有消失。但是，与会津若松市和萩市不同的是，战后中日两国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便实现了“和解”。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握手言和，两国恢复了邦交；1978年，邓小平总理亲临东京，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津藩和长州藩的子孙同为日本国民至今未能达成“和解”？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分属不同国家却达成了“和解”呢？我们知道，战争双方能否和解，既与受害者超越战争所带来的创伤的努力有关，也同加害者对于自身责任的认知和行动相辅相成，虽然长州藩的子孙与百年前的战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们自觉地担负其寻求和解的“战后责任”。若松市长拒绝对方的要求也自有其理，会津藩祖先所饱尝的辛酸岂是子孙所能代为了却的！不同的是，在几乎没有对战争认识和战争责任进行清算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却握手和解了。这不能不说是一桩奇迹，是双方基于共同需要而营造的结果。

在论及社会成立的条件时，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1893）中注意到，任何一个由合理的契约所建构的社会或人际关系都存在不合理的基础，契约关系能否履行，最终决定于订约人是否信守契约，而这没有任何契约可以保证。自打1984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遭到中国政府抗议后，中日之间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即日本政府主要阁僚不再参拜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可是，当历史翻开了世纪的新一页后，时光倒转了。2001年以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前后五次参拜靖国神社，最终使两国关系冷至冰点。

在中日关系冷至冰点的时候，靖国神社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其实，在战后日本的历史上，靖国神社曾多次成为热点。1945年，联合国占领军总司令部（GHQ）曾一度准备废除为军国主义张目的靖国神社，为此靖国神社匆忙举行了“临时大招魂祭典”，把许多没有战死的活人也当作亡魂来祭祀了。在东西冷战对立的格局下，由国家神道改为宗教法人后的靖国神社得以存续和发展。1955年以后，日本政界出现了试图将靖国神社“国营化”的动向，自民党曾五次提出《靖国神社法案》，要将靖国神社改为“特殊法人”，置于首相的直接监督下，由国家拨出专款支付靖国神社的祭祀费用。1974年，如果没有被称为战后“最大的思想对决”（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靖国的思想》，岩波新书，1974年）的日本社会的广泛抗议，靖国神社差一点就成了“特殊法人”。十年后的1984年，对于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舆论反应强烈，反对者认为“如果国家护持祭祀着这样一些祭神的靖国神社，或者国家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民将会因以自己的手正式抹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犯罪而遭到来自世界的谴责”（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岩波新书，1984年）。相比之下，2001年后小泉首相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这一方面和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退潮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近十年民族主义思潮的升温不无关系。小泉首相辩称参拜靖国神社是基于个人的信仰和日本的文化传统，别国（中国和韩国等）对此不应该说三道四，这在日本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因此，与1974年和1984年围绕靖国神社的激烈对抗相比，可以说今天的日本社会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对此真正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且，连知道靖国神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社的人也为数很少。如果不了解靖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社，就无法理解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不理解参拜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也就谈不上对这个问题持有自己的见解。”2005年4月出版的高桥哲哉先生的《靖国问题》一书，目的正是为了打破日本社会这种沉闷的状态。

对于高桥哲哉先生，中国学界还很陌生，他是东京大学哲学教授，是研究德里达的专家。十年前，高桥从哲学角度介入关于战争认识和战后责任问题的讨论，出版了《记忆的伦理》、《战后责任论》、《历史/修正主义》、《证言政治》、《心与战争》、《国家与牺牲》等近二十部相关书籍。此外，他还参与创办了《前夜》杂志，禀持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围绕日本社会的种种问题发表意见。《靖国问题》一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一版再版，至今已经发行了28万多册。一本讨论靖国神社问题的书籍何以能够成为畅销书？28万多日本读者是以怎样的心情阅读这本书的？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