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学者起步较早，1992年出版的牛军和杨奎松的两部重要专著，都较多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史料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共中央文电。接着，挪威学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专著，更集中地讨论了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此后，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的第4卷第2册，收集的是1945年的档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两册，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就中国档案而言，最有价值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谱》，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重庆代表团之间的往来文电。这些有关中国内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这段中国历史，特别是苏联与中国内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据这些新的档案文献，对过去讨论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其二，需要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主线，重点在于论述中共对革命和内战的考虑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国际背景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不是孤立的。战后初期，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现状；内战后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则反过来引起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整个冷战格局的改变。这些现象说明，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及冷战战略和策略与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冷战缘起的过程中，苏联对外战略的构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对中国内战的方针；把中国内战的起源和结果作为一个案例，如何解读苏联对冷战的战略构想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8月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

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内战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

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需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8月30日，在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报告说，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表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其主张的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周恩来强调，中共历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如何“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准备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报和意见。彼得罗夫的回答是：“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措施。”

9月6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在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声称，英国人支持在中国“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则告诉哈里曼，“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一再建议苏联和美国共同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得声明。彼得罗夫对此没有响应。同一天，毛泽东也拜访了苏联大使。毛泽东介绍说，谈判表明，蒋介石极力要“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用武力封锁共产党的地区和军队。

所以，“联合政府”已经谈不上了，他们只同意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最后，毛泽东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为此，毛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对此持有什么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彼得罗夫只是一味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彼得罗夫又向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10月10日，就在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大使。毛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但又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毛接着说，“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就提出了同样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更多的俄国档案，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显然，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不过，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