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一般国家的双边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盟国关系，而是特指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最主要的国家——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同盟关系。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更直接影响和改变了整个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1950年代初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于是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19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最终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至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中苏关系历史的讨论，是国际冷战史，尤其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1949-1953）、蜜月（1954-1957）、分歧（1958-1960）、破裂（1960-1964）、对抗（1964-1979）以及走向正常化（1980-1991[1]）等不同阶段，其中真正构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的时间不过十余年。无论如何，到1960年苏联撤退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分歧公开化时，中苏同盟解体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从那时起，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就一直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关注的问题。1990年代以来，由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文献大量解密并开放，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涉及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层出不穷，硕果累累。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分析了中苏关系变化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尽管说法各有侧重，但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在这样广泛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希望把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

提出问题：对中苏关系的理性分析及非理性因素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提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此，笔者也是有感而发。2004年10月，笔者受邀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对美国冷战时期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特殊的学术会议，并因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原始档案。这些被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Hutchings）称为“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的文件，是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其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中苏分裂前夕美国人对中苏关系状况和前途的判断，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判断几乎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为例。危机前，中情局在1958年5月的报告中估计，“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事实是，3个月后毛泽东就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当时毛泽东确实考虑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作为威慑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危机后，到1959年7月，中情局又估计，“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虽然不会进攻主要岛屿，但“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国民党人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可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台湾海峡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和依托，而这又是美国人当时没有估计到的。

再看核武器的问题。中情局在1958-1959年的估计是，“苏联不可能将核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然而，他们却有可能向中共提供一些可携带核武器且其射程足以到达台湾的地对地导弹。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导弹的核弹头可以安置在共产党中国的领土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可以确信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而实际情况是，苏联被迫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核技术和核设施援助，而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把核按钮交给苏联人掌握。同样，莫斯科也不会为了中苏的共同利益冒险使用核武器。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中情局当时的预测中，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1958年夏季毛泽东因“联合舰队”问题发难及台海危机爆发前，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1959年2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到1959年7月底，毛泽东已经在庐山会议期间决定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而中情局的报告却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甚至到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5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尽管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但还是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会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后果的程度”。

美国情报分析官员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但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却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当时的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有误，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与一般的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规律，才能对中苏关系发展趋向做出正确判断，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中苏分裂问题的讨论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对具体事件的考察，如苏共二十大路线、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停止核援助、苏联对人民公社的反应、中印边界冲突等，也有从抽象角度的分析，如意识形态的对立，方针政策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乃至个人性格的差异等。那么，究竟什么是导致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呢？笔者拟从两个层面进行讨论，一个层面是考察中苏关系演变的具体过程，即在一系列引起中苏分歧和矛盾的现象中，寻找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事件；一个层面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以及这种关系的政治结构，以便发现影响这种同盟关系，使其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最终解体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