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

原标题：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史料价值拾粹

历史研究者必须遵守“言必有据”的准则，因此他们讲述的历史过程往往是不连贯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提供了许多足以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例如1949年中共与美国接触的方针和策略、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中共的态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文本的起草、中共发动解放台湾战役的设想及其变化以及斯大林决定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时间问题等等。

在笔者看来，历史研究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及不断增加的构件反复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认知、经验和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故事。但是，历史研究者必须遵守一个准则，即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所以，历史学家讲的故事往往是不完整的，在他们那里，历史的链条总是断裂的。而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不断发现和发掘出来的史料的基础上，逐步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反复研究的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

历史研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些核心档案的缺失，研究者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无法拼装完整的图像，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而只能等待新的档案文献的问世。在笔者涉猎的中苏关系史研究中，这样的经历就有很多。2003年笔者的专著《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出版不久，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其中解密了大量有关苏联专家的档案，使笔者立即萌生了修订该书的念头。眼前又有一例。2008年2月，人们期盼已久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终于问世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这三册文献集中，尽管只有1949-1950年一年半的文件——这说明《周文稿》在数量上将大大超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但是却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许多足以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笔者仅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去考察，就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

关于中共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的方针和策略

1949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秘密接触的历史过程，曾经引起冷战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人们在讨论中共与美国关系的起源时，几乎都要提到这段历史。双方接触的最后结果是：美国政府禁止司徒雷登前往北平会见中共领导人，而毛泽东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这一结果说明了什么？中共和美国政府在接触过程中究竟如何看待对方，采取何种策略？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看法，美国国内甚至曾掀起了一场“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讨论。此前，研究者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来自美国，即美国公开的档案文件和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人们可以看到的唯一来自中国的材料，只有几页纸的当事人黄华的回忆。总体说来，因为美国的档案比较完整，对于中美双方每次接触的过程，司徒雷登均有详细报告，国务院也有回复，所以研究者对事情大体过程的描述是清楚的，对于中美各自的立场和策略的分析也是合理的：双方都保持一种既留有余地又谨慎小心的姿态。不过，美国国务院与司徒雷登的往来电报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美国的立场和态度，而对中共的策略考虑，则只能依靠美国人的转述和当事人的回忆进行推断，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周文稿》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反映当时中共对策及思考的比较重要的史料有：

1949年6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将黄华与美国大使接触的情况及司徒雷登有意面见周恩来的情况电告了中央。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复电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

6月18日南京市委报告：“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国国务院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两个月后，暂时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将来承认中国新政权时，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期间，以美国大使馆参事周维陆与中共方面继续保持联系。”由于司徒雷登没有提到返回美国前要去北平之事，电报特别请示，是否需要暗示司徒雷登，“使他主动提出去北平要求”。6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清华大学校长陆志韦已“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毛泽东又特意在电文中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

6月28日南京市委电告：6月27日傅泾波见黄华称，司徒雷登因“亟须回国”，“加以国会内部意见庞杂”，“恐不能去燕京大学”。黄华当即指出：司徒雷登本人月初曾表示欲北访燕京，而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尚未获得指示。如司徒雷登希望北上，愿去电问明情况。傅表示同意，但试图要中共方面主动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并允许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机去北平。6月28日黄华拜访司徒雷登告知：中共中央“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仍表示此时不便北上，但决定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他有无必要去北平。黄华表示，是否去北平，由司徒雷登考虑决定。6月30日，周恩来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责成黄华严格按照28日中央的说法答复司徒雷登，并特别叮嘱说，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与中共当局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电报还说，司徒雷登北上只能乘火车，不许乘美机，如他“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电报最后表明，“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从以上文件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一，中国对于美国大使留在南京颇感兴趣，虽然很谨慎，但在6月28日之前显然对于司徒雷登北上以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表现出积极姿态。6月14日和18日周恩来电，特别是毛泽东所加一句，说明了这一点；第二，6月30日电报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虽然还没有完全拒绝接纳司徒雷登，但特别强调此举是美国方面主动为之，且对是否成行已表示无所谓，甚至明说对美决无幻想。这一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刘少奇秘密访苏与斯大林会谈取得了令中共完全满意的结果。6月27日的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答应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还主动建议中共提前进军新疆。为了表明中共与苏联结盟的决心，消除斯大林心中的疑虑，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于6月30日决定公开发表“一边倒”的声明。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护，毛泽东就不再那么关心和顾忌美国的态度了，相反，他开始担心与美国的接触会引来斯大林的猜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