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

原标题：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

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苏同盟破裂的研究出现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强调毛泽东个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各种因素中，"领导人（也包括苏联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其二是有关的论著证明，以往将毛泽东改变对苏政策主要归结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反对苏联控制（较早的论著一般都如此强调）等等，至少也是过于简单了。它们更强调毛泽东选择的国内发展战略与他对苏联的态度和政策变化等等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或革命理念与赫鲁晓夫路线之间的根本冲突。这些分析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基本上都将毛泽东的有关政策视为理论思考的结果。

如果将上述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出发点，便可以发现1957年到1959年可算是独特的时期。从毛泽东探索中国发展战略的角度说，它是毛泽东背离中共"八大"即定方针的开端；从他后来用以指导对苏政策的理论的发展脉络看，它又是刺激毛泽东进行他那独特的思考并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精神兴奋，经常斗志昂扬，但在推动他的事业时，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最初是试图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尝试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却以发动"反右派运动"而结束。其次是试图超越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然而到1959年至少败象已露，最终在庐山会议上酿出反右倾斗争。国内这些重大事件与莫斯科会议、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中印边界冲突、核武器合作、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华等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思考的复杂背景，而毛泽东在这种背景下的思考和作用，仍然存在着诸多需要分析和解释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在思考和处理不同问题时，那些即定的概念是如何与国际政治中复杂多变的现象联系起来的？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现象，他得出的结论会与那些与他信奉同样理论的人不同？

针对上述疑问，本文试图通过分析1957至1959年间导致后来中苏同盟破裂的事件以及毛泽东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揭示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精确定义的概念，它包含了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观察和他对世界政治本质特征的感受，大体说来有三个方面：（1）认为紧张与冲突是世界政治最基本的特征、（2）对威胁特殊的敏感以及（3）迫切追求激烈的变革或跃进。这种危机意识更象是概念与经验、感觉的混合物，它区别于理论思想，没有系统和明确的框架，但在强化理论思考和判断形势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危机意识是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形成和强化，并植根于内心深处。它经常作为一种潜意识，塑造毛泽东思考和理解国际事务的前提，从而对他的外交决策，包括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密切之后，中苏关系便开始出现新的裂痕，至1959年同盟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了。在这一急剧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的看法和有关决策，包括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与苏联的分歧、反对苏美缓和和发动大跃进等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那些重要决策的产生直接涉及到他那独特的危机意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涉及的重大事件中，危机意识并不总是影响毛泽东思考和决策的唯一主观因素，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观因素。

（一）"原子弹"——危机与裂痕（1）。

斯大林逝世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重要的调整时期，在斯大林时期积累的矛盾和怨愤终于有了化解的可能，而且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密切后，中苏关系便开始出现新的裂痕，其原因直接涉及到毛泽东那独特的危机感，即对外部军事威胁的敏感和对国际形势能否缓和深刻怀疑。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观念中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缓和与稳定即使不是虚幻的，也是相当有限的。抗战结束前后他一度认为，世界有可能真的出现缓和和稳定，大国之间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将长期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各国内部斗争的缓解。然而美苏冷战和中国内战几乎同时爆发使他终于得出结论，在世界政治中，只有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和各种各样的危机，才是绝对的，而且通常需要通过剧烈的革命，才能消除危机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1946年"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缓和已经从毛泽东心中永远消失了。5其二是当革命运动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存在时，帝国主义国家将同有关国家的反动派公开"站在一个"极端，用分化革命队伍或直接出兵干涉来反对革命。建国以后一个时期里，这两种看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毛泽东对国际问题和中国安全环境的思考。

建国初期的历史似乎在证实毛泽东的上述看法。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兵戎相见。在三年战争期间，美国一再发出扩大战争的威胁，还加紧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体系。这一切使毛泽东相信："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份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50年代中期，毛泽东确曾在与外国人会谈时，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过在他看来，那更多的是用来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的策略，而不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美英都不会接受。他在党的会议上提醒全党："帝国主义势力还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发事变，……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结成同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担心新中国将面临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所以需要苏联在维护中国安全方面承担义务，尽管中国有可能要为此而付出较高的代价。经过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美国海空军先进技术兵器和战术核武器的攻击威胁，中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是难以防御的。所以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军队领导人制订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并决定裁减军队，以便节省下经费，用于发展技术兵器，包括核武器。

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和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事实表明，正是发展诸如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等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其中最典型的是双方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苏联方面对中国迫切发展先进武器、特别是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引起毛泽东产生强烈反应。

在整个50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直接和赤裸裸的核威胁。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后期，中国领导人因此而命令在大城市准备防空洞，并计划迁移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其他两次核威胁发生在1954/55年和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期间。正是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产生了迅速获得核武器的迫切愿望，建立有限的核打击力量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解放军"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考虑发展核武器的。一方面如上述是中国军事安全的需要。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在毛泽东看来，拥有核武器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他认为帝国主义"看不起是我们因为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因此中国"应该有原子弹并尽快发展氢弹。"如果考虑到每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核威胁，毛泽东除了表示无所畏惧以外，只有依靠能否靠的住尚有疑问的苏联盟友提供保障，便可以设想他内心的焦虑和屈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核武器实际上被认为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尊严的重大利益，而这直接涉及到毛泽东独特的国家利益观。

如果说战争年代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在危机和战争的环境中保存和推动中国革命运动，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关注中则包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即如何在复杂和危险的环境中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被清楚定义出来，不过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存亡、兴衰、荣辱"。它们包含了国家的安全、发展、国际地位和威望等等内容，毛泽东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及其在不同时期如何权衡轻重缓急，是相当复杂的题目，在此不赘述。这里只是指出，这种复杂的国家利益观是决定毛泽东如何衡量形势和危机程度的重要坐标，也是他进行外交和安全决策的宏观目标。由此才能理解拥有核武器对毛泽东的含义，以及为什么毛泽东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将中国置于苏联核保护伞下的安排。

显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试图取得苏联的帮助。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第一次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赫鲁晓夫1954年10月访华期间。在10月3日的会晤中，可能是因为认为已经向中国领导人作出了足够的奉献，赫鲁晓夫主动询问毛泽东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告诉他："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能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没有做任何承诺。他劝告毛泽东放弃这个打算，因为中国没有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工业基础和财政能力，暂时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苏联在核武器上的保留态度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相信，苏联不可能事事满足中国的要求，他们还会"在某些方面留一手"。

在随后的两年里，中国与苏联相继签订了合作开发铀矿的协议和苏联帮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议，当然那都是用于"和平的目的"。直到1957年苏联领导人才同意向中国提供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资料和模型。9月间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此时赫鲁晓夫刚刚在同反对莫洛托夫等人的斗争中占了上风，特别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则利用了赫鲁晓夫的困难，直到中苏双方代表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他才正式宣布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

已经出版的有关论著表明，中国的要求大致包括原子弹、导弹和核潜艇等方面的技术。苏联同意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是拒绝提供研制核潜艇的任何资料。对于协议涉及的重要项目，苏联也不肯就实施日期作出承诺，事后又一再拖延。苏联当时很可能并没有打算满足中国对核技术和设备的要求，尽管它派出了专家并提供了2枚短程地对地导弹作为样品。

上述背景对于理解毛泽东在1958年发生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等问题上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就苏联方面的那两项要求本身看，未必比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做法更带有所谓的"不平等"色彩，但是毛泽东表现出特别难以容忍。除了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中苏关系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外，苏联在先进武器和生产技术上的政策确实使毛泽东有理由怒不可遏。他痛斥苏联人"看不起中国人"，以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并声称"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前往北京平息毛泽东的愤怒，但是他的辩解是无济于事的。苏联领导人既然无意按照毛泽东的愿望，提供核武器和核潜艇的制造技术和设备，他们也就无法根本抹平已经出现的裂隙。

1959年6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举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苏共中央于6月20日通知中国，为了避免影响谈判进程，已决定暂缓按照协议提供有关的模型和资料，两年后再根据形势作出决定。与此同时，苏联的核专家以休假为由全部回国，而且再也没有返回。这些再次间接地证明，苏联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从一开始就是相当勉强的。在讨论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相信，苏联即使在两年以后也不会执行有关协议，他们决心克服种种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中国成为核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