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论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不会是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来年对中共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的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一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2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不少规定。

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

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话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其中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了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台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的总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的研究成果详尽地提示了从1948年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其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订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党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法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但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析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这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导致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

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和他们的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14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

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包含的重要观点之一便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它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

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他们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订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发展趋势的总的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因此可以说，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一边倒”方针的突出特征。

“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章百家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研究界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布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央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而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5、6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

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他们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

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它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